亞裡士多德(48)_學達書庫

四八

　　他又稱這種公正為「算術的公正」，它表現一種平等的關係。「這種互惠是由交叉關係構成的，設定營造師為A，制鞋匠為B，房屋為C，鞋子為D。那麼營造師要從制鞋匠那裡得到他的成果，又把自己的成果給予鞋匠。若在比例上首先相等，回報就隨之而來……如果不是這樣，交換就不存在。但這並不是說，這種成果不能高於那種成果，而是說應該使這些東西相互對等」。「凡是在交換中的東西，都應該在某種形式上相比較」。「一切事物都應用同一種東西來度量，這種東西真正說來就是使用，它把一切聯結了起來……只有在對等的條件下，雙方才能各得其所，才能相通」。這種對等、相通，就是公正。

　　亞裡士多德不僅認為公正在其表現形式上有普遍公正與特殊公正之分，而且還認為在具體內容上也有相對公正與絕對公正之別。相對公正亦即法律上的公正，它是人們相互協定的結果，這種公正原則可能因時因地而有所不同，有時還會發生矛盾和衝突。絕對公正是一種普遍的、永恆不變的原則，它不受時空的限制，具有絕對的性質。如「不得無故殺人」就是這種公正。在他看來，這種永恆不變的絕對公正是對相對公正的一種平衡力量，因為絕對公正是任何人都必須遵守的。

　　從以上對公正的介紹中，可以看到，公正處於做不公正的事情和不公正的待遇之間。過多和過少之間的中道就是公正。公正還是一個公正的人在公正的選擇中所遵循的一種行為原則。它要求在分配中，在自己與他人之間，不是把有益的東西多給自己，對有害的東西少給自己，而對他人則相反。不能這樣，而是應按照比例平均分配。

　　關於友愛，亞裡士多德談的更多。他把友愛當作公民間相互聯繫的一根紐帶，認為友愛對國家對個人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亞裡士多德認為，可愛的東西以三種因由而可愛：一是善良的東西，二是能使人喜歡的，三是有用的。而有用的東西就是生成善和快樂的東西，可愛的東西就是那些以善和快樂為目的的東西。但是，人們對善和快樂的理解並不一致。人們以三種因由而起友愛之心。對無生物的喜愛不能稱之為友愛，因為它沒有愛的回報，友愛是相互的愛。而且，必須雙方都互有善意，並且毫無掩飾地願望對方良好，這樣才稱得起是朋友，有友愛。

　　對友愛，他分為三類：以德為目的的友愛，以快樂為目的的友愛，以利益為目的的友愛。

　　為了有用而友愛，是不能長久的，這樣的朋友很容易分手。因為用處是不能長久的，時而是這樣，時而是那樣。這種因有用的友愛多見於老年人，因為他們追求的是幫助。為快樂而交友，也不會牢固。「有些朋友是為了有用，而不是為了對方自身而相愛，友愛對他們彼此都產生好處。同樣有些是為了快樂而相愛，人們願與聰明的人相交往，並不是為了對方自身，而是為了使自己愉快。那些為了用處而愛朋友的人是為了對自己有用，那些為了快樂而愛朋友的人，是為了使自己快樂……一個朋友之所以被愛，並非由於他是朋友，而是由於他或者能提供好處，或者能提供快樂。所以這樣的朋友很容易散夥，難於長久維持。因為，他們如不再是令人快樂和對人有用，友愛也就此終止了。用處是不經久的，時而這樣，時而那樣，不斷地變化著。做朋友的原因一旦不存在了，友愛也就不再存在」。（《尼各馬科倫理學》）以有用為目的的友愛多見於老年人，以快樂為目的的友愛多見於青年人。

　　以德為目的的友愛最可貴、最完滿，因為友愛者在德性方面相類似。雙方以誠相見，都為對方著想，這種友愛就能長久。當然這種友愛並不普遍，它需要相知，要經過時間和生活的考驗。

　　亞裡士多德還以友愛雙方的地位為根據，把友愛分為平等之友愛和不平等之友愛。兄弟、朋友之間的友愛是平等之友愛，君臣、父子、夫婦、長幼之間的友愛是不平等之友愛。他認為，位尊者與位卑者之間的友愛只能是不平等的。他特別強調尊卑之間的服從關係，這與他的階級地位是有關的。

　　亞裡士多德的倫理學面面俱到，而且有趣。他拋棄了柏拉圖的理念論，重視經驗，因此他的倫理學是以歡樂的心情面對人生。他呼籲人們應該以我們在人生中合乎道德的行為使自己成為不朽。他衝破傳統，給後人留下了一份十分珍貴的思想財富。他的倫理學中的精華部分，值得我們很好研究①。

　　①參見周輔成主編：《西方著名倫理學家評傳》，周兆平、餘湧撰《亞裡士多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42—47頁；G.羅伊德：《亞裡士多德思想的成長與結構》，（臺灣）聯經出版事業公司，第157—159頁。

　　第十三章　政治學說

　　亞裡士多德在政治學上的主要貢獻是分析研究了當時希臘各個城邦的各種政治制度，指出其利弊，作出了評價。據說亞裡士多德曾搜集了希臘158個城邦的政治法律制度及其歷史沿革，並進行了詳細的分析。可惜這些資料都佚失了。蒼天不負有心人，1880年（也有說1890、1891年的）英國貝爾父子在埃及一農業莊園中發現了一堆故紙，內有一疊舊賬本，每頁背面都寫有希臘文。經考證，系亞裡士多德的158種中重要的一種——《雅典政制》69章的全文抄本。這部手稿詳細記載了雅典政治演變的歷史，從早期的軍事執政官開始直到亞裡士多德晚年時期止，包括從公元前7世紀開始的雅典政治制度史和對公元前4世紀雅典政治制度的記述。還闡述了當時雅典的法律和選舉制度。這是我們瞭解當時雅典政治歷史的重要資料。從這些資料可以看出，他的《政治學》是以大量的希臘政治材料為基礎寫成的。正由於他作了大量深入細緻的調查研究，才在政治學研究上作出比較科學的理論概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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