亞裡士多德(14)_學達書庫

一四

　　亞裡士多德認為靈魂有三種東西：情感、潛能和品質。所謂情感是指那些伴隨有愉快和痛苦的許多感覺；所謂潛能是指我們藉以感受這些情感的能力；所謂品質是指我們藉以對付這些情感的那些東西。美德既不是情感也不是潛能，乃是品質。換句話說，任何一種東西的美德，都是即使這個東西處於良好狀態中，又使這個東西的工作做得很好。這種良好的性格狀態就是「中庸之道」、「適度」。他指出：人們的行為有過度、不及和中間三種狀況，其中過度和不及是一種失敗的形式，只有中間才是成功的形式，才是美德。可見亞裡士多德提的「中庸」就是對任何事物的態度和行為要有一種適度。

　　亞裡士多德根據中庸的道德原則，詳盡地討論了人們的具體的道德行為。他指出，逃避和害怕每一樣事物的人是一個懦夫；反之，不顧任何危險的人是魯莽。勇敢的美德就是在懦夫和魯莽之間。貪享每一種歡樂，在任何歡樂之前不止步的人是縱情無度；反之，避開一切歡樂的人是麻木不仁。節制的美德就是在縱情無度和麻木不仁之間。把自己能力估計過高的人謂之自大；反之，把自己能力看得太低的人謂之自卑。自尊的美德就是在自大和自卑之間。遇事不稱心如意不加考慮就勃然發怒者稱為暴躁；反之，遇事無感情和無苦樂之感覺者稱為萎靡。和藹的美德就是在暴躁和萎靡之間。不考慮別人只為了自己者謂之自私自利；反之，對自己毫無考慮者謂之自我否定。友愛的美德是在自私自利和自我否定之間。

　　在這部著作中，亞裡士多德還探討了人們獲得美德的途徑問題。在他看來，美德有兩種：理智方面的美德和倫理方面的美德。理智方面的大多數是由教導而生成、培養起來的，需要經驗和時間；倫理方面的則由風俗習慣薰陶出來的。因此人們的美德不是自然生成的，不是天賦的，因為沒有一種自然存在的東西能夠被習慣改變。這就是說，人們要獲得和掌握中庸的道德行為和標準，應靠後天的實踐和訓練，正如一個人由於從事建築而成為建築家，由於彈琴而成為彈琴家一樣，我們也是由於行為公正而成為公正的，由於行為有節制而成為有節制的，由於行為勇敢而成為勇敢的。反之，有人之所以變得懦弱或縱情無度，都是由於在相應的情況和環境中，以這樣或那樣的行為所養成的。「總的說來，品質是來自相應的現實活動。所以，一定要十分重視現實活動的性質。品質正是以現實活動的性質來決定的。從小就養成這樣還是那樣的習慣不是件小事情；恰恰相反，它非常重要，比一切都重要」。（《尼各馬科倫理學》）

　　在這部著作中，亞裡士多德提出人的最大幸福是理性上的沉思的論斷。根據他的看法，各種具體道德行為雖然也是一種幸福，但不如理性沉思生活的幸福好。幸福和理性沉思是並存的，人們的理性沉思愈大，其幸福就愈多。具體道德行為和感情是不可分離的，而且道德行為必須有一種動機作為條件，故其德性並非神聖的；而理性沉思，其幸福與感情毫無關係，它也不需要動機為條件，除了本身之外，並無別的需求。理性「是思辨活動，它在自身之外別無目的追求，它有著本身固有的快樂（這種快樂加強了這種活動），有著人所可能有的自足、閒暇、孜孜不倦」（《尼各馬科倫理學》）。例如哲學智慧的活動，就是理性沉思，它是所有美德活動中最愉快的，這種愉快因其純粹和持久而更可貴。

　　亞裡士多德所以提出將理性沉思作為人們的最大幸福，是因為他認為人是政治的動物，人和其他動物不同，就在於人是理性的動物，對於人，符合理性的生活就是最好的和最愉快的，因為理性比任何其他的東西更加是人。禽獸沒有理性沉思，故禽獸無所謂幸福。一個人的行為受理性指導，發揮其理性沉思，就最為神所愛，所以也就是最大的幸福。這些論述表現了亞裡士多德倫理觀中的神秘主義色彩。

　　4.《政治學》

　　《政治學》全書共8卷103章，是一部專門討論政治問題的著作。這是古希臘第一部全面系統地論述政治問題的書，在西方政治思想發展史上佔有重要地位。

　　在這部著作中，亞裡士多德論證了城邦制國家的形成和性質。在他看來，人類最初由於男和女、主人和奴隸兩種關係的結合，組成了家庭。家庭成為人類滿足日常生活需要而建立的社會基本形式。後來人們為了適應更廣泛的生活需要，便由若干家庭聯合成一種初級形式，即村社；再由若干村社組合而成為城邦。城邦是一種社會團體或政治團體，是社會發展進化到高級而完備的境界。在這種社會團體內，人類的生活可以獲得完全自給自足，所以城邦既是自然的產物，又是社會團體發展的終點。在城邦這個終點，社會本性充分表現出來。亞裡士多德從這個觀點出發，提出了人類在本性上「是一個政治動物」的論斷。基於上述理由他得出結論：從時間上說，城邦國家後於個人和家庭；從本性上說，城邦國家則先于或高於個人和家庭。這是因為個人只是城邦的組成部分，每個人的需要必須在城邦這個整體中才能得到滿足，一個人離開了城邦這個整體，就不能成為人，不是一隻野獸，就是一個神。

　　既然城邦是由許多家庭組成的，那麼就必須研究家庭的組成、財產和管理等問題。在他看來，主人和奴隸的區別、主人對奴隸的統治和奴役，正像靈魂和軀體的區別，靈魂對軀體的支配一樣，是「合乎自然而有益的」。因為有些人生來就註定是被統治者，有些人則相反；那種缺乏理智而具有體力的是天然的奴隸，只有賦予理智而遇事能持遠見的人才能成為主人。人類從來就存在著自然的奴隸和自然的自由人的區別，從而形成了統治和服從的關係，因此奴隸在本性上不屬自己而屬別人，奴隸只是「會說話的工具」，是奴隸主的「有生命的財產」。顯然，這種觀點是錯誤的，是為奴隸主的統治作辯護的。

　　亞裡士多德批判了柏拉圖的「理想」城邦的觀點。指出柏拉圖主張城邦成為一個完全公有的劃一的整體，實際上是不能施行的。他還指出柏拉圖為了實現城邦的劃一消除私心，主張實行財產公有和共妻共子的制度，也是荒謬的。他說，財產公有既不能消除人們的私心，也無法解除人類的罪惡，相反只會引起人們的相互爭吵和糾紛，實行妻子公有不僅不能達到整個城邦的和睦，反而會使人情消失，父不愛子，子不敬父，兄弟無相愛，各種傷天害理的罪惡也會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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