雨果夫人回憶錄(90)

九〇

　　各報態度大抵是友善的。《呂意·布拉斯》看客的踴躍引起了歌舞迷們的妒嫉。第二天上演，第三幕呂意·布拉斯拾手絹的地方，就有一聲噓嘯。第四幕，又有幾聲。此後第晚，第四幕受攻擊的地方便愈來愈多。據演員們說，那是歌舞派的陰謀，想打倒戲劇，好讓他們獨佔戲院。有一次勒梅特爾演完第三幕，指給作者看，側廳裡坐著一個腳色，是他眼看著打噓的，這人就是《神水》裡的一個鼓掌手。到下一台，那人果然又坐在老地方，雖然他的職務只在捧歌舞劇，《呂意·布拉斯》是與他無關的。雨果想看個清楚，演至第三幕時，特地立在正廳裡，拾手絹的一場依然適到了逆勢。呂意·布拉斯俯下身去的時候，雨果看著那人將一件東西，塞在嘴裡，立刻就聽見一聲尖刻的噓嘯。看見這事的人不止雨果一人。勒梅特爾演這一幕時，對唐·薩呂斯忒有三句話：

　　救救人民，不要怕做大事，放膽打下去！
　　我們要拆穿陰謀，揭破……

　　到這裡，他住了口，走到台邊上，正眼看著那個鼓掌手，和他面對面，才放聲說：

　　小人們的面具。

　　《呂意· 布拉斯》連演五十天，噓聲每天都有，不過這都在第三和第四幕，其餘的戲不受影響。——後來《呂意·布拉斯》重行登臺，就再沒有聽見噓聲，第四幕也每次都是成功的。

　　雨果正預備將劇本賣給他當時的出版人隆台爾，另一個書賈，特洛亞，以一家出版公司的名義，要收買他的版權，連同其他著作十一年的出版權，他出價二十萬法郎，後來又加了四萬法郎，雨果加了兩部沒有發表過的作品。

　　第六十五章　《庇爾格拉夫》

　　作品中之一是一本新的詩集，《光與影》。如果我這部書是一部文藝批評，那它就有了頗大的漏洞，我幾乎沒有談維克多·雨果先生的抒情作品；但是，我的任務不在評判他的著作，而在敘述。讀者早應看出，我在書中不作一句欣賞讚揚之詞。這是維克多·雨果先生創作生活的敘述，我應該對關於曾經引起爭論，經過變故的作品特別說得詳細。文藝活動上的變故多發生在劇場裡；這裡真正困難所在，也是維克多·雨果先生的評價爭執最多的地方。作為抒情詩人，他是第一集短歌起便被群眾接受了的；這種勝利每出一集擴大一次；《東方集》、《秋葉集》、《暮色之歌》、《內在聲音》、《光與影》、《靜觀集》都曾有人尋過疵，但這樣的人數甚微；其次，批評書的人總不及批評劇本的人力量大；他們沒哨子，不能三四人個一聲噓嘯劃破滿堂采聲，駭退演員的勇氣，破壞觀眾的情緒，毀壞劇本的面貌；他們無法在故事完結之前，逼人落下幕布；書儘管受攻擊、反對、辱駡，依然存在著；惡意的讀者不能阻撓善意的記者；激烈的批評常起宣傳作用，書受到的攻擊愈猛，再版卻愈快。

　　因此，關於《光與影》、《論萊茵河》等等我都沒有什麼東西好說。我現在一徑就談《庇爾格拉夫》。這《庇爾格拉夫》的演出是維克多·雨果先生戲劇便作生活的最後一個插曲。

　　《庇爾格拉夫》於一八四二年十月寫成。十一月二十日拿到法蘭西戲院朗誦。這次作者對戲院只能表示感謝。全體演員，經理比洛茨，秘書佛德伊個個熱心擁護，毫無二意；但是，在一部分觀眾中，作者遇著了巨大的抗拒。

　　政治問題也夾雜在裡面。我前面講過，從專制傳統和革命勢力的妥協中產生出來的新興王朝，在雨果看來，是合法王權過渡到人民主權的有效辦法。在理論上他已經是共和主義者，但是他沒有反對路易·菲力浦的實際理由。只消專制君主接受進步改革，他同意共和政體的延期實現。他甚至沒有參加憲法所允許的反對黨。下面的信是一八三三年七月寫的，可以說明他當時的思想情況：

　　「部長先生，

　　我給你寫信，不是為我本人，而是為別人，甚至要以說是為你，因為寫信告訴一位部長那裡有善用權力的機會，就是對部長做出貢獻。

　　事情很簡單，也很容易辦。

　　日報《一八三〇年的革命》的主筆安東尼·杜萊先生因犯了新聞法，此刻囚在監牢裡，還須二十一個月才滿期。他被囚在福爾斯。我剛去看過他；我不是誇大，他真正地受到虐待，被剝奪了一切權利，受著和盜賊、苦役犯一樣的管制。但是，最難忍受的是，他不能和家人見面。他的家族住在杜埃，有母親、妻和一個孩子。杜埃有一所監獄。他曾寫信給掌璽大臣，要求移轉到杜埃去。掌璽大臣把他的請求轉到你處，此刻就在你的辦公桌子。請允許我為他說一句話。他並不要求寬赦、或者減刑。他只要求讓他時時擁抱他七十三歲的老母、年輕的妻和抱病的孩子。我想你不會拒絕。

　　至於我本人，部長先生，我此刻不屬任何一個政黨。我對所有的政黨一視同仁。我對法蘭西、對進步，滿懷著熱愛。有時擁護執政黨，有時擁護反對黨，這看哪一方的行動有利於國家而定。我說過，我不屬任何政黨，我只熱烈地希望所有的政黨互相諒解。同時，我給政權在手的人一個勸告：對政權已不在手，或尚未在手的人要寬厚相待。

　　請你接受我崇高的敬意，部長先生。」

　　四個月後，《國王尋樂》被禁，作者曾震怒一時，但不久就恢復了平靜狀態和寬容收情。一八三上年（《米拉波研究》）他重申前意，說：「在我們的時代，一切意見都可以提；但是賢智之士應該對整個時代抱善意的看法。他應該懷抱希望、信任和期待的態度。他應該尊重理論家的的緩慢，因為思想的發展是不快的；尊重實踐家對現實事物的狹窄而有益的執著，沒有這種執著，社會便會在層出不窮的嘗試中瓦解；尊重熱烈的爭論，因為從這裡邊能產生豐富的效果；尊重實利主義，它的精打細算能代替信念，維持事物的聯繫；尊重執政派，等待他們從黑暗裡向光明摸索；尊重反對派，受了他們的鞭策牛方才耕田；尊重中間路線派，由於他們，過渡時期才減少了震撼；尊重極端派，他們刺激了思想——文明的血液——的傳播；尊重保守派，是他們保存了殘餘的根苗；因為他們穩健；尊重青年人，因為他們有耐性；尊重一些人，因為他們正在工作；尊重另一些人，因為他們願意工作；尊重一切的人，因為個個都要克服困難。」

　　四年之後，一八三七年（《內在的呼聲》序），他的目標依然未變：「一切黨派，我取其正義的方面，不取其惡劣的方面。」一八四〇年（《光與影》序），他為詩人提出同樣的理想：「不參加任何一方，不受任何束縛。他的思想和行動完全自由。他對工作的人要以自由地表示親善，對危害社會的人自由地表示憎惡；對為人效力者表示敬愛，對受苦受難者表示憐憫，遇見欺謊，不問來自何方，他都能自由地加以阻扼；陷入了利害的泥淖的道義原則，他能自由予以拯拔；遇見鰥寡孤獨，自由地加以慰問；遇見忠孝義烈，自由地叩頭膜拜。他愛人民，而又不恨國王。」

　　政權的形式，在他看來，只是次要；他深入事物的本質。他在「社會主義者」一詞出現之前就是社會主義者：「如果有一天，他在對十九世紀文明的巨大利益問題，通過報紙和論壇，全世界的智人展開討論的大會上，他有發言的機會，他只預備在議事日程上表示意見，他將首先要求一點：用社會問題來代替政治問題。」（《文哲雜論》）序，一八三四年四月）

　　但是各政治黨派都重視政治問題，而忽略社會問題。即在最進步的人看來，廢除死刑、世界和平、義務教育、兒童權、婦女權等都是詩人的夢想。他們也不承認一視同仁的、不偏不依的善意中立。一個人如不做他們的朋友，便是他們的仇敵。那時還占少數的共和黨就抱著這種不妥協的偏激的態度，這也是被壓迫的少數不得不取的態度。在激戰的飛塵中他們觀看不清，自從一八二八年（《死囚末日記》）即已成了社會主義者的維克多·雨果，在民主主義上，他比社會主義者還前進。他們觀看不清，他們是對自己人開火。《民族報》還停滯在阿爾芒·卡萊爾的政治綱領水平：政治上進步，文學上後退。他憎恨戲劇，只賞識「大朝代」的悲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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