雨果夫人回憶錄(91)

九一

　　時代也是于古典悲劇有利的。高乃伊和拉辛依靠一個傑出的女伶，拉仙爾小姐的才藝，恢復了舊日的地位。正在《庇爾格拉夫》排練之中，一個青年從外省來到巴黎，囊中帶著一篇悲劇。它有兩點迎合時代的特徵：第一是篇悲劇，第二是以民主義義為題材。故事是旦爾庚王族的被逐，和羅馬共和國的成立。巴黎人士立刻佔有了這篇劇本和它的作者。《呂克雷斯》在全巴黎的沙龍裡公開朗誦，到處受到歡迎。人們已經有了拉仙爾小姐，而今又來了賁莎、悲劇到了完全光復的時候，路易十四也復活了，而這一切都是在共和國的名義之下產生的。

　　觀眾也不知不覺被吸引過去。二十五年以來，他們老聽見一個人的名字，有些生厭；一旦換了新人，頗覺快意。

　　愛多華·紀埃裡，當時任《傳信者》文藝欄主編——此報久已停出，寫了一篇文章，題名《亞立斯蒂特》，論述其事，說，巴黎和古時的雅典一般，放逐了久享盛名的英雄，立論甚是精當。

　　雨果成了過時的角色，賁莎才是時代的驕子。先前新劇的演員也都投降了悲劇。巴加奇和陀梵爾夫人在《呂克雷斯》裡擔任了主要的角色。

　　再則，《庇爾格拉夫》也實在難演。劇中那些史詩式的人物，超過了尋常標準，非有特出的演員不能演。濮梵萊扮演夏伯，喬福羅扮演渥貝爾，李齊埃扮演巴爾勃魯斯，各人發揮才力，盡心表演。德囊小姐扮演萊潔娜也極為動人。無奈劇中人的氣度過大，無人承當得住。拉仙爾小姐在審查委員會（全體男女藝員都出席了）朗讀劇本的時候，表示非常欽佩，但是沒有要求擔任貢禹馬拉，雨果也沒有請她擔任。拉仙爾小姐正年青，不怕面上劃幾條皺紋。雨果曾請喬爾治小姐扮演這個角色，是喬爾治小姐自己向作者要求的。如果由她演，倒是個絕似的貢禹馬拉；但是演員中反對甚力。雨果改請陀梵爾夫人，陀梵爾夫人記起上次所受的怨氣，要求先作社員才肯參加，院方拒絕了陀梵爾夫人而接受了梅林格夫人，梅林格夫人演這一角也很不壞。

　　第一場演出，成功了，但場面很冷。從第二場起，觀眾就表示反對情緒。噓聲和笑聲，雖不及《愛爾那尼》，但每晚都擾亂了場面。爭吵和衝突都有。演員和院方卻勇敢地盡心地支持劇本，直到最後一天。

　　報上的評論大半是反對的。只有愛多華· 紀埃裡一人出力地擁護它。戈蒂耶在《出版報》上寫了兩篇熱烈頌揚的文字。

　　《庇爾格拉夫》之後，雨果離開了戲院，雖然他手頭還有一篇近乎完成的劇稿《雙生子》，是一八三八年寫的。他覺得將自己的思想拿出來，受這類無謂而不負責任的毀辱，十五年來怨仇不解，甚是不值。況且，從今以後，雨果上了政治論壇，沒有再乞靈於戲臺的必要。

　　第六十六章　法蘭西學院

　　到此我已經敘完了維克多·雨果先生的純粹的文藝生活，或者更正確地說，專業的文藝生活。因為，讀者已經明白，他從小時起，便搞著政治。他在《瑪麗恩·德·洛爾姆》的「序言」裡說，他「在十六歲的時候，便被政治鬥爭捲入了文藝世界」。從他最初的短歌起，所有的作品都或多或少和政治有關；其中看來是最超然，為藝術所獨佔的一種，《東方集》，也是發於時事，為希臘獨立而鬥爭的作品。

　　他一向反對自我主義的藝術。有人責備他一心注意政爭而忽略了自然景色，如流水、樹木、星，他說（一八三九年四月）：

　　我喜愛你，啊，神聖的自然，
　　我願全心投入人的懷抱；
　　但是，在這多故的時代，
　　每一個人都應為他盡力。
　　……
　　上帝的意志，在不同的時代，
　　每一個人都工作，每一個人都盡力。
　　如果有人扔下他的兄弟們，說：
　　我要回沙漠去，就該遭殃。
　　如果有人眼看人民在怨恨和驚險中
　　顛簸不安而抬起腳來走掉，就該遭殃。
　　讓我們恥笑有思想的人，如果他犯自由主義，
　　離開大眾，成為無捭于人的歌手。

　　不久以後，雨果感覺文藝的功效間接而緩慢，難以令人滿足，而要求在這種功效上邊加入政治的直接行動，以演說家結合文學家。

　　他向路易·菲力浦宣誓效忠，於心無愧。他對下臺的專制君主已經償清債務而有餘了。這個政權曾為禁止《瑪麗恩·德·洛爾姆》願意給他賠償，他拒絕了；當革命勝利之後，人們為他捧場，他謝絕了；一八三〇年八月十日，正在群情奮激的時候，他曾發表前面提過的詩句：

　　請讓我為這已死的民族灑淚吧。
　　……

　　他猶以為未足，每次發生變故，他都表明，「曾經做過我們國王的老人現在頭上只剩了絲絲白髮，我們說到這波旁一個名字便該格外慎重、莊敬、嚴肅。（《瑪麗恩·德·洛爾姆》序言，一八三一年十一月）一年之後，貝利公爵夫人謀亂被人告發之後，他憤怒地攻擊「一個出賣婦女的男子」：

　　無恥的小人，你從靈魂裡就無知，
　　逃亡人無論何時都該受到尊重，
　　人不能捶打喂過我們的乳房，
　　你能將你侍候過的國王的媳婦，
　　用作卑鄙買賣的商品，
　　她雖已不是王后，還是婦女。

　　當查理十世在逃亡中病死的時候，對他作最後告別的，也以《瑪麗恩·德·洛爾姆》的作者的表示為最深沉：

　　我，他所認識的詩人，我希望
　　不用白棺收我已死國王的遺體。
　　儘管群眾的叫聲嚷成一片，
　　威嚴的虔心不忘懷流亡者，
　　要用最潔白的冠服殮他們的屍首。
　　我的哀思決不辜負它，如果
　　在永恆的黑夜裡，它為覆掩
　　他們的棺木，向我求取一片錦絨。

　　因此種種，維克多·雨果和失敗的專制王朝的最後聯繫——在路易十八政府受到津貼這一點遺澤——早已為《瑪麗恩·德·洛爾姆》的禁演抵消，再不能束縛他。他在波旁王族未失勢以前，已看到另一種政治信念，現在他可以自由地追隨這種信念了。

　　法國有兩種政治講壇，一種是眾議院，一種是參議院。眾議員他不能當，當時的選取舉法是為有錢人而訂的，而他沒有錢，《巴黎聖母院》或《秋葉集》都抵不了土地，或者房產。如果你有一個有錢的朋友，鑽空子的辦法是有的，他把房產放在你的名下。但是即使雨果找到這樣的朋友，一般選舉人對於文學家是不十分欽佩的。對於他們來說，文學作家都是空想家，寫些文章供他們消遣，倒還可以；倘使碰到一位思想家，而尤其是一位詩人的時候，可以斷言，他准缺乏常識，辦不了正經事務。我至今還不明白，由於怎樣的誤會，拉馬丁先生當選了眾議員；但是，總之，一位詩人已覺太多，兩位詩人是斷乎要不得的。

　　此外只剩參議院一條路子。但是想當參議院，必須名字列在某幾種名位之內，然後由國王加以選擇。其中又只有一種是雨果進身的道路：法蘭西學院。一八三六年，他申請入院，法蘭西學院沒有選他，而選了杜伯狄先生。一八三九年雨果一次申請，學院選了莫萊先生。一八四〇年，三次申請，學院選了弗路隆。一八四一年，雨果四次申請，這才敲開了法蘭西學院的大門。

　　從此，他一隻腳已踏在政治講壇的邊緣，開始了新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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