摩爾根評傳(30)_學達書庫

三〇

　　摩爾根講話的題目是《遺傳學對醫學和生理學的貢獻》，但他講醫學並不熱心。他自己很清楚，除了提供過遺傳學諮詢以外，其他是談不上什麼貢獻的。雖然他的講話稿是在阿爾伯斯·弗林博士的實驗室近旁寫的，而弗林這時正好發現了苯酮尿症，並且正在進一步研究它的生化機制，但摩爾根既沒有提及這種遺傳性疾病，也沒有談到它的生化遺傳學機理。他同樣沒提到阿德裡安·布萊爾作出的關於唐氏綜合症是由不分離現象引起的這一輝煌論點（布萊爾1932年就提出這一看法，但直到1949年才開始受到重視）。

　　摩爾根同美國大多數遺傳學家一樣對醫學不感興趣，他們最初還極力反對戰後建立的人類遺傳學會和出版有關的刊物。對於摩爾根來說，他對醫學的這種成見還不只是停留在理論上。當他的女兒伊莎貝爾得了開放性咽扁桃體結核時，托維·莫爾博士（她剛當上內科醫生還不到一個月的時間）建議說，孩子應找個大夫看看。但摩爾根沒聽她的意見。他說：「啊，不要緊的，你就是我們的大夫呀。」

　　不過，摩爾根的講話的確含有精彩內容，對基因調節的可能的機制講得頭頭是道。

　　在遺傳學的論著中，雖然有時沒有明確說出來，但一般從字裡行間可以領會到，作者們往往認為所有的基因自始至終在起作用。假設果真如此，又假設個體的性狀是由基因決定的，那麼，軀體的細胞為什麼不全是一模一樣？

　　我們再看看卵發育為胚胎的過程，這裡同樣有矛盾。卵看上去好像是個無特定功能的細胞，它必然要經歷一系列預定的變化再分化出各種器官和組織。卵每分裂一次，染色體則縱向裂為完全相同的兩半。每個細胞裡包含的基因是相同的。那麼，為什麼有些細胞變成肌肉細胞，有些變成神經細胞，而有些依舊是生殖細胞？

　　在19世紀末，這些問題的答案好像比較簡單。卵內不同部位的原生質顯然存在程度不等的差異。據當時的看法，這種差異決定著每一部位細胞發展變化的方向。

　　這樣一種觀點同樣認為所有的基因一直在起作用。發育過程的最初幾步是相同基因的產物與卵的不同部位相互作用的結果。這似乎為發育過程勾畫出了一幅令人滿意的圖景，即使它未能對這類相互作用作出科學的解釋。

　　但是，還有另一種不能忽略的觀點。可以想像，基因分成若干組，各組一個接一個依次起作用，就像胚胎經過不同的發育階段一樣。這種順序可以設想為一連串基因自動啟動。這一假說未經證明，回避了整個胚胎發育的問題，所以不能認為是令人滿意的答案。但情況可能是這樣：在卵的不同部位裡，其中的原生質可能同細胞核內的特定基因起反應；在某一部位，一些基因受到較多影響，在另一部位，另有一些基因受到較多影響。這樣一種觀點也可能是一種用以解釋胚胎的細胞分化的純形式的假說。發育的最初幾步也許會是在卵的局部構造內發生的。

　　這樣，基因反應的第一個結果是影響它們所在細胞的原生質，而受到影響產生了變化的原生質又反過來作用于基因，使另外幾組基因進入活動狀態，如果真是這樣，就會為發育過程描繪出一幅令人滿意的圖景。

　　摩爾根之所以離開哥倫比亞大學，原因之一是他已到了強制退休的年齡；這一點加州理工學院的院長是理解的。在聘用摩爾根的時候，他本人也已年過六旬，他當時打算還要在科研和行政崗位上再幹二十五年。他也果然於了那麼久。他最初同摩爾根有過這樣的協議：摩爾根將擔任新成立的生物學部主任，任期五年，1933年到期。到那時，他可以退休，或者理事會可以請他退休。但到了1933年摩爾根想繼續在加州理工學院工作。他對生物學部工作的進展感到不滿意。但理事會對摩爾根的工作是滿意的，當然，也對這個生物學部日益增長的名氣大為滿意，所以同意了他的要求，延長聘期五年。到1938年，他已經七十二歲，又要求再幹四年，也得到認可。只是到了1942年，他已是七十六歲高齡的老翁，才退了下來，成為名譽主任和名譽教授。

　　摩爾根的職務暫時還無人接替。1942-1946年間，斯特蒂文特以生物學委員會主任身份主持生物學部工作。1946年，喬治.比德爾從斯坦福大學回來，任生物學部主任，直到1961年他才離開加州到芝加哥大學任校長。

　　摩爾根退休以後，街對面校園裡他原來的辦公室仍然屬他所有，實驗室裡也保留了他原來的位置。加州理工學院買下了科羅納·德爾馬海洋生物實驗站，在摩爾根指導下裝備起來，現在成了他在加州的伍茲霍爾。每逢星期天，有青年教師開車送他到那兒去，大約有一小時路程。但其餘六天他都在加州理工學院實驗室裡工作。

　　果蠅研究的世界中心早已隨著摩爾根遷至帕薩迪納，現在這項工作仍在繼續，但沒有它的創始人參與。當需要對遺傳學做新的總結時，斯特蒂文特和比德爾執筆寫了一本新書，書名《遺傳學導論》。這是一本寫得極好的書，至今仍在重印。霍爾丹臨去世時寫了一篇評論，稱它是迄今對經典遺傳學做的最好說明。斯特蒂文特、布裡奇斯和加州理工學院另外好多遺傳學家，甚至包括摩爾根夫人，都一如既往，繼續進行大量的果蠅實驗。但摩爾根本人已把精力用在其它工作上。也許，他之所以願意這樣轉向，就像他決定出任行政領導人一樣，部分原因是他感到果蠅研究已對遺傳學做出了最大貢獻，再沒有什麼發展潛力，擺在面前要做的新工作應是物理學、化學和群體遺傳學這幾個方面。

　　在加州理工學院開展這樣的研究工作，是摩爾根親手為它搭起了舞臺，但他自己並非任何時候都感到高興。柯特·斯特恩曾談到這樣一件事。有一次，一位名叫伯恩斯坦的遺傳學家到加州理工學院講學，他用數學方法證明了A.B.O血型的位點上有三個等位基因。報告結束後，摩爾根問，不用數學方法，只用譜系分析，是不是也可能得出同樣的結果。伯恩斯坦氣衝衝地回答，也許有可能，但事實上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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