摩爾根評傳(28)_學達書庫

二八

　　人們不會指望摩爾根放棄他的通過實驗學習的信條而去同施羅丁格、波林這樣的大物理學家、大化學家搞理論推導。關於他們在方法上的歧異，萊納斯·波林有過精闢的表述。他說，「那時（1937年），我發現蘭茨泰納同我的治學方法很不相同：蘭茨泰納會問，『關於世界的性質問題，實驗中觀察到的這些結果會促使我們相信什麼樣的理論？』而我提的問題是，『關於這個世界，我們要怎樣勾畫出個最簡單、最普通、最有道理的圖景，使其符合這些觀察結果，而不與之相悖。』」摩爾根完全倒向蘭茨泰納一邊，他相信真理只能來自實驗。然而，在摩爾根正在組建的加州理工學院生物學部，這兩種方法將會殊途同歸。

　　摩爾根對於新的生物學部應包括哪些學科有相當堅定的意見：遺傳學與進化論；實驗胚胎學：普通生理學；生物物理學；生物化學。至於心理學這類學科以後再增補。但生物學部及其所屬的系的具體形式和方向將取決於招聘到的教師。摩爾根決不搞濫芋充數，而是按客觀需要從容地搜集人材，把最優秀的人物招來，讓他們根據各自的興趣和能力開展工作。正因為如此，他雖然在就這些學科徵詢意見，但第一學年（1928-1929年）真正辦起來的只有一個遺傳學系。

　　他從哥倫比亞大學動物學系聘來布裡奇斯、斯特蒂文特、傑克·舒爾茨、艾怕特·泰勒。他還從哥倫比亞大學招來了西奧多修斯·多布詹斯基，第一年他的身分是國際研究員，翌年改為助理教授。到1931年，除了哥倫比亞大學來的一批人以外，還有歐內斯特·G.安德森、亨利·傅蘇克、赫爾曼·多爾克、羅伯特·埃默森、斯特林·埃默森、休.赫夫曼、卡吉·林德斯特龍蘭、亨利．西姆斯以及肯尼思·V.西曼。詹姆斯·邦納和赫爾曼·肖特是研究生，喬治·韋爾斯·比德爾在讀博士後研究生。傑弗裡·凱利是亨利·博蘇克的助手，沃爾特·拉默茨是安德森門下的博士後研究生。

　　在哥倫比亞大學的最後一年，摩爾根畫出了加州理工學院生物學大樓的藍圖。1928年夏末，一支人數不多的教員隊伍、六七個研究生和一大批果蠅經由伍茲霍爾來到加州時，大樓才建好一部分。他們把能用上的房屋都用上了，又在別人的辦公室和教室裡擠著住了幾個月。摩爾根的工作是監督建房工程及時完工，安排圖書館和實驗室的設備。

　　像他這樣一個著名的使用公款錙銖必較的人，一下要買那麼多設備真是不容易。為了避免添置檔案櫃，摩爾根自己的檔案每五年銷毀一次。加州理工學院的這個現代化的綜合的生物學部，每層樓只裝一部電話，整個大樓只設一個秘書。有一次，一位科技人員向摩爾根再要一盒裝果蠅用的小玻璃瓶、每只的價格還不到一分錢，但他花了兩個鐘頭與這位「遺傳學之父」一同在實驗室裡東尋西找，因為摩爾根確信可以找到足夠的舊瓶子充數。喬治·比德爾回憶他當年經過周密安排，看准一個星期天摩爾根獨自在海濱的胚胎學實驗室工作的時機找上門去，這正是摩爾根心境最愉快的時候，比德爾提出要90美元買一個新的顯微鏡物鏡，出乎眾人之所料，他居然要到了。

　　在加州理工學院展開的一系列重大研究項目，要一一羅列是不可能的。我們只舉出喬治·比德爾做的一項研究為代表。當他以博士後研究生的身分到加州理工學院同摩爾根一道工作時，他開始研究果蠅的互換。1933年，他同正在加州理工學院訪問的伊弗裡斯認為，斯特蒂文特1919年報告的在雌雄嵌合體中硃砂眼突變體又回復突變為正常眼也許提供了基因作用方式的線索。既然基因在眼睛中表現出來的效應因周圍組織的不同而有所改變，於是他們提出，能不能把多種眼突變體置於各種不同的環境條件下加以研究，從而解答基因作用的問題。他們試圖採用外科手術的方法把突變幼蟲的眼原基取下，移植到正常幼蟲的體腔裡去。

　　寄主幼蟲經過變態而羽化為成蟲時，再把移植的寄生眼取下，觀察眼的顏色。比德爾向洛克菲勒基金會申請資助，讓他同伊弗裡斯到巴黎去進修一年器官移植技術，但他遭到拒絕。正在這時，所需的1800美元突然從加州理工學院發了下來。這筆款不是摩爾根使用其行政職權決定的，就是像比德爾推測的那樣，是從摩爾根私人腰包裡掏出來的。不管來自哪裡，都很能說明摩爾根對於重要研究工作的嗅覺之靈敏，也說明他推動這類工作之決心。比德爾到了巴黎的生物理化研究所以後不久，一位有名的研究麗蠅變態的權威對他們二人說，他們提出的果蠅移植研究是很不現實的。

　　然而，他們成功了！他們發現，雖然大多數突變眼原基發育成它們預定的突變眼色，但硃砂眼和朱紅眼卻變成了正常的紅眼。之所以如此，「不是由於眼色素本身的遺傳結構，而是受體內其它部分的遺傳結構的影響」。他們推論，某種物質從野生型組織擴散到眼，使之變成了自然的色澤。根據交互移植實驗的結果，唯一可能的解釋是存在一系列的由基因控制的代謝步驟，每一步驟都受一特定的酶催化。可簡單表述如下式：

　　前驅物　酶 1　一>硃砂色物質　酶2　一>朱紅色物質　酶 3　一>正常色澤

　　比德爾從巴黎回來以後到了斯坦福大學，同塔特姆一道試圖用化學的方法鑒定出眼色素是種什麼物質，但沒有成功。於是，這兩個人想出了一個很妙的主意：不要被動地碰到什麼突變才研究什麼突變，最好選擇一種理想的生物，需要什麼突變就主動地誘導它產生什麼突變。這樣，他們決定採用摩爾根從哥倫比亞大學帶到加州理工學院來的一種真菌——紅色麵包黴。在哥倫比亞大學的時候，紐約植物園那位精明而固執的B.O.道奇博士曾勸告摩爾根把這真菌帶走。道奇博士曾被紅色麵包黴沒有按當時流行的遺傳學理論來排列它的子囊孢子而難住，他竭力慫恿摩爾根對紅色麵包黴進行研究，說這是比果蠅更理想的實驗材料。

　　摩爾根終於答應把一些已經混雜的菌種給了一個青年研究生卡爾·C.林格倫。林格倫動手研究：弄清了紅色麵包黴的許多遺傳規律。現在，比德爾和塔特姆認定這是種理想的材料。原因有三：一是經過林格倫的研究，其遺傳規律已大體弄清，二是用X射線或紫外線照射孢子很容易誘發突變，三是這種真菌將在一定的基本培養基上生長，而培養基上沒有的其它所需物質自己可以合成，所以，生化突變體由於在這種培養基上無法生長而容易識別。然後，在培養基上加入不同物質，觀察哪種物質能刺激它生長，這樣就可以進一步鑒定出突變體是哪一種營養缺陷型。他們用輻射處理，誘發了380個突變體，然後讓這些突變體交配，對68000多個子囊孢子進行了檢查。最後，這項研究產生了「基因指導酶的合成，而酶又控制特定的生化反應」這一概念。1958年，這項研究為遺傳學贏得了第三次諾貝爾獎（第二次諾貝爾獎於1946年給了馬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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