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蒙·波娃(50)_學達書庫

五〇

　　2. 一對在街頭賣報的老人被團團圍住

　　西蒙·波娃陪伴薩特和他母親安娜-瑪麗一起度過了1969年元旦。

　　薩特母親的健康情況不好，她患有高血壓、頭痛和風濕病，1月3日因心臟病發作被送進醫院，兩星期後死於尿毒癥和第二次中風的併發症。

　　「五月事件」產生了一批五花八門、遠離常規的報紙，如《我控訴》、《人民事業報》、《國際白癡》和《革命》等等。《心心相印》的作者A·馬德森寫道：這種「地下」報刊經熱情洋溢的「毛派」在街角和校園兜售，為25歲以下的青年愛不釋手。《人民事業報》把它的追隨者比作抵抗運動的遊擊隊員，把共產黨人比作納粹通敵分子，聲稱國土被資產階級「佔領」了，號召人們起來「解放」國土。其口氣之強硬、措辭之激烈，令神經質的蓬皮杜政府承受不了。1970年4月，該報兩名年輕編輯被捕，6月，法院判處這兩名編輯各一年徒刑。為此，大學生在好幾個地方與警察發生衝突。幾天後，警察包圍了印刷該報的工廠，要對工廠老闆實行「監督拘留」，並沒收了另一期正在印刷的報紙。工人們包圍了警車，使得警察沒能抓到工廠老闆，而且7萬多份報紙早已被偷偷運走。

　　翌日，《人民事業報》的報頭欄印上了它的新社長——讓-保羅·薩特的名字，當天傍晚，在蒙帕納斯墓地後面的達蓋爾街上，路人可以看到攝影記者和電視攝像記者團團圍住一對老年男女，這對老人便是薩特和西蒙·波娃，他們正在向手挎購物袋的家庭主婦和下班回家的男子分發《人民事業報》。西蒙·波娃後來在《清算已畢》的最末幾頁談起了這件事：

　　「我們擠過人群，一邊高喊『請讀《人民事業報》，請支持新聞報道自由』！一邊分發報紙；接著，我們來到勒克萊爾將軍大街上，那裡的人更多。有的人帶著不贊成的神色拒絕接受報紙。『這是被取締的』，一個男人說。而有的人毫不介意地接受報紙，還有一些人叫喊著要一份報紙。」有個年輕警察走了過來，拿過薩特手上的一迭報紙，抓住他的手臂，便要把他帶往管區警察所。這時，攝影記者閃電式地攝下了這個鏡頭，有人喊了一聲：「你抓走的是一個諾貝爾獎金獲得者！」這個警察一愣，就鬆開手，離開了這裡。薩特緊隨其後，警察只好越走越快，後來幾乎是在奔跑了。

　　翌日，他們倆與另外20余名支持者一道，在右岸也採取了同樣的行動。一輛警車把他們帶到警察所檢查身份。除了把薩特留在門外，被告知自由了以外，其他的人全被帶了進去。薩特立即將餘下的報紙分發給聚攏來的人群，之後自己把自己請進了警察所。不久，來了幾名穿便衣的上級官員，把薩特和西蒙·波娃帶到一邊，告訴說半小時內每個人都會釋放。薩特明確表示，他和西蒙·波娃將最後離開。薩特後來告訴電視臺記者，他是有意要置政府於自相矛盾的境地，從警方的慌亂來看，他的目的達到了。

　　3. 實際上，法國婦女中每年有80萬-100萬人次墮胎

　　1970年底，「婦女解放運動」組織的成員請西蒙·波娃就即將供議會審議的新的墮胎法案發表演說。他們覺得議會對這一法案過於冷淡，因此想發起一場爭取自由墮胎的運動。而他們認為，使這個問題引起人們關注的辦法是，讓一批知名或不知名的婦女公開申明自己做過墮胎。早在20年前寫作《第二性》一書時，她就旗幟鮮明地反對對墮胎的壓制，並且描述了這種壓制引起的悲慘後果。因此，她毫不猶豫地在《343人宣言》上簽了名——這些婦女都承認作過非法流產，而現在則請求蓬皮杜政府對她們提出起訴。政府支支吾吾地躊躇了一陣子以後，決定不這麼做。

　　實際上，法國婦女每年有80萬到100萬人次墮胎，反對限制墮胎的目的是允許她們在最好的生理和心理條件下做這種手術。避孕當然更好。但當時法國只有百分之七的育齡婦女使用避孕手段，避孕方法尚未廣為人知和廣為實施。對那些不想要孩子的人來說，墮胎是惟一途徑。

　　11月20日這一天，世界各地都將舉行女權主義遊行。西蒙·波娃則欣然參加了「婦女解放運動」組織的橫穿巴黎全城的遊行，口號是擁護母權自由，擁護節制生育，擁護墮胎。在清洌的藍天下，氣氛顯得異常活躍和歡樂。

　　4. 要害不在解放婦女，而在使婦女「非殖民化」

　　西蒙·波娃認為，要害不在解放婦女，而是使婦女「非殖民化」。她注視著一大批美國女權主義文學作品，並與女權運動的鬥士們通信。她們把《第二性》當成婦女運動的「聖經」，在那裡，它的平裝本已售出了77萬冊。沒有哪個女權主義者懷疑「女子由文化塑造而成，而不是由生物因素決定」這一論點。在《時勢的力量》一書中，談到婦女狀況時西蒙·波娃說：「它取決於世界上勞動的未來；只有在生產領域發生了一次激變之後，它才會改觀。正因為如此，我才不讓自己為女性主義所束縛。」爾後，她在反思如何使女性「非殖民化」時說，過去總認為階級鬥爭應該被擺在兩性間鬥爭的前面；後來才發現，應該同時開展這兩種鬥爭。

　　西蒙·波娃還寫道：出於對男性的憎惡，有些婦女否定了所有為男子所肯定的價值觀，拒絕一切她們所謂的「男子模式」。這種觀點無疑是偏頗的。因為她根本不相信有什麼專屬女子的品質、價值觀和生活方式。否則，就等於承認了有女性特質的存在，亦即承認了由男子捏造，用於把婦女禁錮在被壓迫狀態中的神話。對婦女們來說，她們的問題不在於宣稱自己是女性，而是要成為完善的人。因而，拒絕「男子模式」沒有任何意義。

　　此外，有些女權主義者以實驗室中得出的實驗結果為依據，認為女人不需要男人也可獲得性快感，進而認定弗洛伊德講女人感受性快感必須有男人幫助乃無稽之談。西蒙·波娃認為，弗洛伊德受兩性關係上的宗法觀念驅使，實際上否認婦女應享有性的自主權，並把她們置於男性的支配之下，無疑是錯誤的。「事實上，性交不僅僅是兩個生殖器的摩擦，也不僅僅是兩個肉體的交接，而是兩個人的結合。性欲高潮乃是『心理——肉體現象』這個詞的極致含義」。

　　她也不敢苟同「每次性交都是一次強姦」的觀點。回想起當初寫《第二性》時，曾認為「第一次戳入總是一次強姦」，後來才覺得這種認識實在不足取。事實上，兩相情願的交媾現象大量存在。在這種情形下，把性交與強姦混為一談，意味著落入一切男性神話的窠臼之中了。

　　接著，西蒙·波娃被捲進了與男女平等主義的爭吵之中。一批充滿憤怒、痛苦、冷嘲和焦慮重重的書自美國寄來。《女性的奧秘》一書的作者貝蒂·弗裡丹前來巴黎，向西蒙·波娃這位「更博學、更年長」的人作了一次私人拜訪，試圖讓西蒙·波娃分擔她本人對婦女運動正在進入死胡同的內心憂慮。最後，她失望地走了，她覺得西蒙·波娃既疏遠又冷漠，盡說一些時下流行的陳詞濫調，否認傑出人物統治論，並且抽象地拔高普通的「工人階級」婦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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