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蒙·波娃(42)_學達書庫

四二

　　巴西的婦女地位難以用一兩句話說清楚——西蒙·波娃後來回憶道——它因地區的不同而不同。在東北部，一位少女即使生活在貧民窟中，如果失去了童貞，她就根本沒有可能結婚了。於是，她始終被周圍的人嚴密地看管著。南方的工業大城市裡就開放多了。在巴西，不存在什麼離婚。但假如一男一女（其中一位已婚）決定開始共同生活，就得在報上登個聲明。在此以後，即使在最保守、最古板的交際圈中，他們也被認為是合法夫妻，他們的孩子有權使用父親的姓，並繼承他的財產。但一位母親若要離開家庭，所付出的代價是把所有的權利都轉給她的孩子們。當一個男人死去時，他的第一個妻子能繼承他的財產，而與他共同生活、但沒有簽訂官方契約的其他女人，連一個克魯塞羅（巴西貨幣）也無法得到。

　　薩特和西蒙·波娃很受青年們喜歡。在聖保羅，他們安排了兩三個黃昏單獨出外玩。夜色使白天刺眼的城市變得柔和多了，騎自行車的人也騎得慢多了，時而有個黑人唱著歌從身邊走過。度過了喧嘩的白晝，他們享受著夢幻般的平靜。在裡約熱內盧的每一個街角，往往都有學生與他們搭腔。一次講演結束時，一位姑娘問道：

　　「薩特先生，你對你自己有什麼看法？」

　　「我不知道，」薩特俏皮地笑道，「我從沒有遇見過我自己呀。」

　　「啊，多為你傷心！」她即興大叫一聲。

　　這時，恰好有一位法國政府官員也在裡約熱內盧。在當地政府為他舉辦的雞尾酒會上，一位巴西朋友帶著醉意對他說：

　　「你可不能代表法國，代表的是讓-保羅·薩特。」

　　那位官員只是笑了笑。

　　當這位巴西朋友事後把這事說給薩特和西蒙·波娃聽時，大家都笑了，說既然巴西人這麼歡迎薩特，把薩特這根羽毛從法國的帽邊上拔除就顯得大錯特錯了。薩特說：

　　「我們代表法國不同的兩個側面。」

　　裡約熱內盧授予他倆「榮譽市民」的稱號，並正兒八經地頒發了證書。

　　5. 5000名軍團老戰士高呼口號：「槍斃薩特！」

　　巴黎的朋友們告訴薩特，9月7日開始對讓松審訊，讓松的律師希望薩特到場。薩特鑒於自己已答應要在巴西履行一些義務，一時無法抽身，便給朗茲曼和佩朱打電話，詳細講述了他想對法庭所作證詞的具體內容，隨後，又寄去了證詞的具體文本，供法庭上宣讀，證詞寫道：

　　我為本人不能出席軍事法庭的聽證會感到萬分遺憾。為此，我要就在早先拍發的電報中討論過的問題作更為詳細的解釋。事實上，僅僅肯定自己同被告「完全站在一起」，這並不夠。我必須解釋原因何在。我從未見過埃萊娜·居埃納特，但是，通過弗朗西斯·讓松，我十分清楚地知道，如今受審的「支持組織」是在怎樣一種條件下工作的。我重複一下，讓松很長一段時間裡是我的同事，如果說，我們的觀點並不始終一致（這也極為自然）的話，那麼，阿爾及利亞問題使我們重新走到了一塊。我天天關注著他們的努力。一開始，他們的努力屬那些試圖通過法律手段為該問題找到答案的法國左翼所作的努力。只有當這些努力遭到失敗，左翼明顯無所作為的時候，他才決意從事地下活動。這種地下活動會給為獨立而奮鬥的阿爾及利亞人民以實在的支持。

　　事實上，這時的阿爾及利亞已經獲得了獨立。連戴高樂將軍也不得不承認：「阿爾及利亞人，阿爾及利亞是你們的。」薩特接著寫道：

　　我要重複一句，獨立已成為一個確定的事實。不能確定的是法國民主制度的未來。阿爾及利亞的戰爭已使這個國家腐爛了。對自由的日益限制、政治生活的消亡、對使用酷刑的普遍接受、軍方對政權的無休無止的抵抗，這一切都標誌著一種變化，人們可以毫不誇張地說，這是向法西斯主義的發展。在這種變化面前，左派無能為力。只要它拒絕同今日惟一一支正在真正與阿爾及利亞人和法國人的自由的共同敵人作鬥爭的力量聯合努力，它就永遠那麼無能為力。而上述那支惟一的力量就是民族解放戰線。這就是弗朗西斯·讓松得出的結論，也是我自己得出的結論。我想，我能夠說，與日俱增的法國人，特別是法國青年，已決心把這個結論轉化為行動。……我與120名大學教師、作家、藝術家和記者們共同簽名的關於在阿爾及利亞戰爭中有權違抗命令的宣言被視作法國知識分子的重新覺醒。

　　法國報刊一致認為薩特的證詞是一種咄咄逼人的挑戰，政府為自尊計，應對此作出反應。一位議員則要求對薩特採取法律手段。5000名法國軍團的老戰士在香榭麗舍大街列隊示威，高呼「槍斃薩特」的口號。

　　《巴黎競賽畫報》則用大字標題發表一篇社論：《薩特，文明的戰爭販子》。

　　法國當局感到十分棘手。寬容他吧，意味著政府的軟弱無力，面子上無論如何過不去；對他採取法律手段吧，又將陷入與一個大思想家發生爭論而削弱自己的窘境之中。

　　裡約熱內盧的法國大使館散佈流言：薩特一回國將立即被捕；法國政府宣佈，要對煽動不服從命令的人判處1至3年的監禁。時任新聞部長的泰雷諾瓦爾宣佈，薩特代表一種無政府主義的和自殺性的獨裁力量。許多報紙整版整版地刊登讓松組織的情況，刊登「121人」特別是薩特的情況。

　　中傷和威脅鋪天蓋地而來。

　　11月，他們取道古巴飛往西班牙——薩特和西蒙·波娃都發覺古巴政權已變得冷酷了，蜜月已經過去。朗茲曼從巴黎打電話給在巴塞羅那逗留的他倆，叮囑他們別搭飛機回國，因為機場上的歡迎可能是激烈的，在答記者問時或許正好授人以柄，使警方得以逮捕他們。

　　他們乘汽車回到了巴黎。他們當即為自己請了律師，還著手為被捕做了一切必要的安排。警察局長上西蒙·波娃的公寓造訪了他們，幫助斟酌他們的聲明的詞句。庭審前夕，治安法庭預審法官據說病了。接下來，庭審無限期延期了，後來獲悉控告已經擱下了。稍作細究，原來是政府並不希望對他們提出起訴。傳聞戴高樂總統用明顯是戴高樂式的措辭進行了干預，他說：

　　「我們不抓伏爾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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