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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三


  第十七章 鬥士與偶像

  1. 匿名電話:「當心,西蒙·波娃今晚要挨炸!」

  《盛年》出版了。聽到該書的訂數十分可觀的消息,西蒙·波娃心中很是不安,擔心自己是否成了暢銷書製造工廠?許多評論家則向她保證,這的確是她迄今為止寫得最好的書。對這一評價,她亦感到有點疑惑。不過,總的說來,滿意遠遠超出疑惑。她以為,當初《閨中淑女》激起了許多人的興趣,但這種興趣在某種程度上是模棱兩可的;如今,她覺得那些喜歡《盛年》的熱心讀者則與她心心相印。

  薩特一直在拼命地工作。由於大量服用鎮靜藥物,一到夜間就耳聾。一天下午,西蒙·波娃同往常一樣去他寓所找他。按了足足5分鐘的門鈴,還是不見動靜。她只好坐在樓梯上等他母親外出歸來。這時,一個可怕的猜測突然閃過腦際:是不是他的心臟病突然發作了?一想到這兒,她馬上扭門撬鎖,終於闖進了他的書房,一看,他好端端的坐在那兒,原來,他根本沒有聽到門鈴聲。

  為使薩特的工作狀況有所緩解,他倆商議離開法國去羅馬避暑,過一段寧靜的生活。孰料動身的那天早晨,即7月19日7時半,他們正在打點行裝,薩特的母親打來電話,一枚可塑炸彈剛剛在波拿巴路42號的門廳裡爆炸。這一企圖暗殺薩特的活動是秘密軍組織的成員幹的。

  薩特決定把母親遷往拉斯帕伊大街的一家旅館。安娜-瑪麗,他那79歲的老母親並不介意這一變化,反倒覺得旅館使她擺脫了家務事的纏繞。這些年來,西蒙·波娃和她的關係越來越密切了。「芒西太太具有柔順慈愛的天性。因為丈夫一肩挑起了照管她和她的孩子的重任,她滿懷感激之情;她向來認為丈夫總是對的」。她把全副心思放在兒子薩特身上,並自信自己是兒子不可或缺的人。如果薩特在報紙上受到攻擊,她會深為苦惱。當他們的劇本上演時,她一聽到這樣那樣的傳聞就憂慮和憔悴,甚至為掌聲不夠熱烈而痛苦萬分。

  從羅馬過了4個月回到巴黎後,薩特和西蒙·波娃以克洛德·福克斯的名義租下了拉斯帕伊大街222號一幢尚未竣工的高層樓房第10層的一套工作室公寓,他們覺得遷往那兒比較謹慎。果然,1962年1月7日,一聲爆炸炸毀了波拿巴特街42號的上面幾層。炸彈放在薩特所住樓面的上一層,炸掉了第15層樓的兩套公寓和下一層樓的臥室。薩特的公寓反而安然無恙,只是樓梯給炸得掛在半空。

  這次爆炸事件是對薩特在羅馬舉行記者招待會的報復。幾天後的一個上午,一個胖胖的高個警察找到薩特,自稱接到上面指示,要保護他這位知名人士。這個指示來自于帕蓬先生。從此,他們的門口就有了兩名警察。房東知道他們的身份後,總想攆他們走。一個晚上,城裡發生了18起爆炸事件。翌日一早,兩名便衣警察登門來訪,稱薩特為「大師」,還給了他本區警察的電話號碼。

  恐怖分子肆無忌憚。許多左翼記者、政治活動家、作家和大學教師都成了炸彈襲擊的目標。那本有關德賈米拉·波巴查的書出版的第二天(在此之前,為了和吉澤爾·哈裡米共擔風險,西蒙·波娃決定作為她的合著者簽上名字),西蒙·波娃回公寓去取信時,才得知公寓管理員一家人頭一晚徹夜未眠,他們接到一個電話:「當心,西蒙·波娃今晚要挨炸!」

  2. 訪蘇印象:這個國家作別了「嚴酷的寒季」

  接著,突然之間,一切都煙消雲散了。

  1962年3月18日,法國和阿爾及利亞共和國臨時政府的代表簽署了埃維昂協議,這個協議達成立即停火和在阿爾及利亞舉行一次公民投票以決定這個國家未來的條款。秘密軍隊組織氣急敗壞,決定掀起一場新的恐怖主義浪潮,在阿爾及利亞製造任意謀殺和有計劃的破壞活動。但是,由於阿爾及利亞的法國僑民大規模地撤回法國,而無視秘密軍隊組織的留在原地不動的命令,因此極端分子們遭到了失敗。

  應蘇聯作家協會邀請,薩特和西蒙·波娃於7月1日飛抵莫斯科。他們又見到了紅場、克里姆林宮、莫斯科河、高爾基大街。走在城區,一棟棟樅木屋以及一座座曲徑通幽的院落和花園掩映其間;在一個個平靜的廣場上,隨處可見下棋的人們;女人們的穿著比1955年時鮮豔多了;廣告技巧已大有提高,牆頭告示亦排列成馬雅可夫斯基的階梯狀,內容逗人;入夜霓虹燈招牌爭奇鬥豔。滿街是一片喜氣洋洋、生氣勃勃的景象。西蒙·波娃和薩特覺得,經過「二十大」和「二十二大」,這個國家作別了嚴酷的「寒冷季節」,迎來了復興的黎明。

  這是一個暴風驟雨般的黎明——西蒙·波娃描寫道——改革者和守舊者正在進行較量,大多數年輕人居於改革者的陣營。新一代人隱晦地指責他們的父輩們當年擁護斯大林主義,可換了他們,又能怎麼樣?父輩們得活命呀。是的,他們的生活中是有過矛盾、妥協、傷口,乃至懦弱;但未曾與之共渡難關的年輕人,卻要對別人擺出一副居高臨下的姿態,顯然是不太公道的。當然,年輕一代要求非斯大林主義不能只停留於否定,而應向未來踏出一條新路,則完全是正確的。他們沒有絲毫向資產階級價值觀複歸的跡象;而只是向斯大林主義的錯誤開戰。在聽了那麼多謊言之後,他們要求瞭解真相,要求賦予革命的藝術和思想的自由。

  此番旅行,薩特與西蒙·波娃想逗留于文化這個他們所特別感興趣的領域。他們首先發現,詩歌成了這個社會主義國家的一種祈禱方式,在頻繁的詩歌朗誦會、詩歌討論會上,人們如饑似渴地把那些衝破傳統與模式的詩歌當成自己心聲的流露與宣洩。一些評論家抨擊年輕詩人,官僚主義者也給他們各種阻撓,但是都無濟於事。事實上,沒有這種隨心所欲的宣洩自我,斯大林主義的某些清規戒律就會捲土重來。

  1954年,薩特曾在這裡走訪過一個班的學生。當他提到陀思妥耶夫斯基時,一個12歲女孩尖刻地發問道:「你為什麼拿他來煩我們?」如今,學生們正在讀薩特的著作並喜愛上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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