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蒙·波娃(40)_學達書庫

四〇

　　她哀悼的不是剛剛離開人世的那位50歲的男子，也不是那位外表嚴謹，本質卻傲慢、暴躁，沒有正義感的正人君子——西蒙·波娃因為他贊同法國犯罪，而早把他從她心間趕走了。她在清理自己的思路。她哀悼的是在他們那個充滿希望的年代，那個神色開朗、談笑自若的同伴的加繆，哀悼的是瘋狂地享受生活及其樂趣與勝利，追求同志情誼、友誼、愛情和幸福的那位血氣方剛、雄心勃勃的作家的加繆。

　　死者長已矣！對他來說，時間已不復存在。在這寂寥漆黑的夜晚——西蒙·波娃回憶道——「我當初曾熱愛過的加繆從周圍的黑夜中升騰起來了，他既生氣勃勃又若有所失。每當一個人死去的時候，同時逝去的也有他的童年、少年和青年。每一個人各為自己心愛的不同時期的他而哭泣。清冷的雨瀟瀟而下；奧爾良大道兩旁的門洞裡，流浪漢酣然大睡，他們生活的是另一個世界。貧困、不幸、城市、世界、生、死——一切都使我肝腸寸斷。」

　　翌日一早醒來，她的第一個念頭就是：他不能看到今天早晨了。人們在讀報，關於加繆的報道刊登在頭版，而他們卻十分冷漠。她於是在想愛著加繆的那個女子，想像她看到在街頭巷尾到處可見的那張面孔時的痛楚。這張再也不能說話的面孔，似乎既屬她，也屬每一個人了。便想：人的內心的痛苦被別人在每一個街角傳揚、廣播，這多折磨人啊。米歇爾·加利馬爾受了重傷，搶救無效後，也死了。加繆、維昂、米歇爾一連串的死亡開始了，這一過程還會繼續，直到有一天死亡降臨到自己頭上。

　　帶著無言的痛苦，那些日子，她搖搖晃晃地走在那不可能親歷的天地的邊緣，觸摸著她虛無的另一面。

　　5. 古巴：正處於革命「蜜月」之中

　　薩特和西蒙·波娃又經常待在一起了。他們欣賞唱片，共度長長的黃昏。還常常在星期天沿塞納河或者在薩特度過童年的先賢祠後面長途散步。在散步時，他們總是悲歎年齡似乎減弱了他們的好奇心，薩特認為，他們缺乏進行新的旅行的熱情，這與其說是精神上的疲勞，不如說是由於體力衰竭，還因為她不希望他再次疲勞過度。

　　他們覺得應該擺脫這種懶散狀態。如果一味麻木自己的好奇心，如果老是沉湎於因自己對本國的不幸而無能為力的痛苦之中，便是在拋棄生活了。

　　2月中旬，他們飛往古巴。蓄著黑色小鬍子的古巴《革命報》總編輯卡洛斯·弗蘭基訪問歐洲期間，在會見薩特和西蒙·波娃時說，他們有責任去古巴，看看那裡確實在前進中的一場革命。於是，薩特與發行量很大的《法蘭西晚報》簽了一個合同，為該報撰寫一系列有關新古巴的文章　。

　　從一開始起，這次逗留就具有正式訪問的禮儀、日程安排和反響。他們倆在卡斯特羅陪同下在島上穿梭往來，舉行了無數次演講。由於薩特還作了電視講話，哈瓦那的人便都認得了他，他們走在路上時常有出租車司機叫：

　　「薩特！這是薩特！」

　　男男女女在路上擋住他倆，把友情狂熱地瀉到他倆身上，因為卡斯特羅對他的人民講，這個人是朋友。

　　在與卡斯特羅一起的三天旅行中，除了開始有點拘束外，他們一直被融化在親密的氣氛中，隨著他擠進熱情的人群中，體驗到久未感受過的歡樂。西蒙·波娃後來回憶道：「我也喜歡古巴簡潔、蔓延的自然風景。在光滑、銀色的棕櫚樹幹頂端是深綠色的棕櫚葉，它們與灰綠色的甘蔗構成了完美的和諧。最使我震驚的是看到棕櫚樹下吃草的公牛，它們的相貌總是使我聯想起沙漠的面目。我喜歡聖地亞哥，喜歡那裡的黑人群眾。我喜歡特立尼達，它蕩漾著往昔殖民地的肅穆情調，但同時又以它爛漫開放的鮮花充滿生氣。我喜歡哈瓦那、韋達多，這是我們旅館的所在地。富裕的資本主義城市所擁有的一切誘惑物這裡都有：寬闊的大道、美國式的長體汽車、漂亮的摩天大樓以及夜間輝煌的霓虹燈招牌。我房間的窗戶正對著一座伸向大海的花園；遠處，我能望見哈瓦那老城，望見大浪狠命地衝擊著岬岩。」

　　這裡沒有陰謀，沒有官僚，有的只是領袖和人民的直接接觸，以及動搖不定的微微使人迷茫的希望。

　　「這是革命的蜜月時間。」薩特對她說。

　　這情形不可能永遠延續下去，但看到它的確令人欣慰。這是因為，他們有生以來第一次親眼看到了由暴力獲得的幸福，這裡的人民一個個笑逐顏開，心花怒放，這使她重新品嘗到了生活的樂趣。

　　第十六章　舊情·酷刑·巴西之旅

　　1. 10年了，她覺得他絲毫沒有變樣

　　時隔10年後，阿爾格雷設法替自己搞到護照，於1960年3月飛往巴黎，與西蒙·波娃見面來了。

　　他們是1950年議定分手的。1951年夏季以後，兩人曾一度繼續通信。她告訴他有關巴黎，有關她生活的一切；他則告訴她，他與前妻複婚後的婚姻，並不比第一次美滿多少，又說美國在變化，他在那裡感到不自在。

　　到後來，雙方的聯繫中斷了。西蒙·波娃不時聽到關於他的傳聞：他曾撕毀過一些荒唐的合同，簽訂過一些不幸的協議，在撲克牌上破過財；在某一個冬夜，他墜入一個很深的水塘，站在裡面只露出一個頭，因無法爬上岸而差點凍死；又一次，他安排在費城一家妓院與一位女文學愛好者見面，妓院著了火，他從窗子跳出去才倖免於難；不久後，那位女文學愛好者把子彈射入了自己的頭顱，等等。諸如此類的關於他的傳聞中，不乏誇大其詞之處。

　　到了1956年，《一代名流》的譯本與阿爾格雷的最新小說同時在美國出版。記者連環炮似地向他提出一大堆問題，他直截了當地對《一代名流》表示了反感。題獻給他的這部小說中對他們間的顯然是小說化了的愛情生活的生動描繪，以及由此引起人們的好奇與誤解，使他很不高興。

　　西蒙·波娃一點也不著惱。她知道他的脾氣。爾後又開始了通信。當後來他動了一個模糊的念頭，搞一張護照到巴黎來，她在回信中寫道：

　　「好啊，我多想在死前再看你一眼。」他看到這幾行字時，突然意識到，他們倆誰也不會有很長的時間活在人世了。

　　10年不見，巴黎重逢，除了他摘下了那副舊眼鏡，在西蒙·波娃眼中，阿爾格雷絲毫沒有變樣。只有找出幾張舊照片時，才發現他已變得老多了。「不過，頭一眼看見他——無論是30歲、40歲還是50歲——的時候，看到的反正還是阿爾格雷」。而且，儘管分離很久，儘管有過1950年和1951年兩個狂暴的夏季，兩人還是覺得如1949年黃金時代一樣貼近。兩人同赴西班牙、土耳其、希臘和法國一些地區旅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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