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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九


  2. 年輕人從小只看到法國露出一張殺人的面孔

  一位阿爾及利亞青年打死了阿爾及利亞議會的前副議長阿裡·謝卡爾,這位青年名叫本·薩多克。12月10日,對本·薩多克的審判開始時,薩特作為有聲望的證人,挺身而出為薩多克辯護。當西蒙·波娃等人陪伴著他走向法院時,他非常激動。

  西蒙·波娃坐在旁聽席上,打量著被告席上那位滿臉坦率的小夥子:在抵抗運動中,與他的行為類似的舉動被稱讚為英雄主義壯舉;而如今的法國人卻要他為自己的行為付出代價,也許這個代價就是他的生命!

  薩特是最後幾個出場的人當中的一位。他以自己的態度與本·薩多克的態度相比較,解釋說,不能期待年輕人表現出與年長者同樣的耐心,因為年輕人從小只看到法國露出一副殺人的面孔。他煞費苦心地使用了一些不觸犯法庭的言辭,強調說薩多克的行為是一種政治性謀殺,而不能把它看成是恐怖主義行動。法庭也為他的溫和的措辭松了一口氣。

  第二天,判決結果出來了:終生監禁。這一消息令大家如釋重負。只要戰爭一結束,監獄的大門就會為他打開。在為薩多克高興的同時,也為發現法國還有人能根據良心判決一個阿爾及利亞人而感到欣慰。

  1958年1月底,布律吉爾律師請西蒙·波娃為雅克琳·蓋羅德齊作證,證明她品質優良。雅克琳曾是她的學生,成績冒尖。後來,嫁給了阿爾及利亞的一位穆斯林教師,並一同參加了民族解放的城市組織。她被指控參與密謀策劃一次恐怖主義分子的爆炸活動,並被判處了死刑。左翼發起了一場拯救他們的活動,西蒙·波娃則在其中盡力。他們終於設法使法院改判了。

  這時候,加繆被通知獲諾貝爾文學獎,在她前往斯德哥爾摩接受諾貝爾獎金時,當著無數觀眾的面宣稱,「我熱愛正義,但我將首先為我的母親,而不是為正義戰鬥。」這句話的意思是說他將站在居住在阿爾及利亞的法國人一邊。以至於西蒙·波娃悲憤地寫道,「這種虛偽,這種冷漠,這個國家,還有我自己,我都再也無 法忍受了」。

  3. 薩特:突遭破產和抱病工作

  薩特破產了。

  破產是突如其來的。他向來花錢大手大腳。負責管理他的賬務的,是他的秘書克洛德·福克斯。他每個月有近4000美元的收入。他喜歡隨身攜帶大筆現金,鈔票給了他一種無聊的優越感。

  破產是以稅收查定1200萬法郎的形式發生的。幸虧15年來他母親不知怎麼竟設法積蓄起了一筆鉅款,稅單悄悄地支付了,但他已不名一文。正當他不知怎樣才能使自己和「家人」渡過難關時,美國電影導演約翰·休斯頓援救了他,請他寫一部關於弗洛伊德的電影劇本,表現成名前的弗洛伊德,那時他完全是錯的,那時他的觀念使他陷入絕望的歧途。

  他們談得越多,這個計劃便越吸引人。當然,這個劇本不容易寫。首先,如果不表現弗洛伊德錯在什麼地方,就難以反映他是如何得出正確觀念的;其次,與大多數科學家一樣,弗洛伊德是一個好丈夫、好父親,他似乎從未作過不忠於妻子的事情,而且,確實到了新婚之夜還是個童男。人們聽說過有關他過早的越軌行為的傳聞,薩特則把這些傳聞歸結於道聽途說,或者說是他的敬慕者對他的一種讚美。

  薩特一直玩命地工作。西蒙·波娃後來回憶道,他一連幾小時一頁接一頁地寫,也無暇將寫好的東西重讀一遍,似乎即使用這種速度,他的筆也跟不上使他全神貫注的滿腦子思緒。為了維持這種速度,他每天要服用整整一瓶科裡特拉納膠囊(一種苯丙胺藥物)。臨近傍晚時,他已筋疲力盡,他的高度集中的注意力突然完全鬆弛了,筆跡變得模糊不清,寫下的文字前言不搭後語。「我們在我的公寓裡度過晚上。他剛喝下一杯威士忌,酒精就會直沖頭腦。『喝一杯夠了。』我對他說。他還要喝,我總是不情願地遞給他第二杯;接著,他會要第三杯。兩年前,他從來不喝很多,可是,現在他很快失去了對自己言行的控制,而我總是說『夠了』。有兩三次,我大怒起來,把杯子往廚房的磚地上砸得粉碎。不過,我覺得這麼做太傷精神,所以不再與他爭吵。我知道,他需要什麼東西來幫助他放鬆一下」。

  為了迫使自己繼續工作,也為了醫治仍在復發的陣陣頭暈和劇烈頭痛症,他服用奧普塔利唐、貝拉德納爾和科裡特拉納等藥物。他感到走路困難,說話也開始變得結結巴巴。有一次差點兒就要心搏停止,把西蒙·波娃駭得要死。10月中旬,西蒙·波娃強迫他去尋求治療。醫生的診斷是,他的左心室勞累過度,療法就是休息。可他仍然無法放棄工作。

  西蒙·波娃的自我感覺也不好。《閨閣淑女》問世時,她正在服用鎮靜劑,以便睡覺時不作惡夢。第一部自傳的成功出版成了最好的藥物,而且薩特脫離生命危險,這對她來說其影響當然更大於她的任何其他著作。

  《閨閣淑女》問世後,收到了潮水般湧來的信件。「往事的幽靈浮現在眼前,有人感到生氣,有人態度友好,」她後來在《時勢的力量》中寫道,「我曾相當苛刻地寫到的學校中的朋友,微笑著重溫他們青春時代的舉措;我滿懷深情地寫到的朋友卻大為惱怒。德西爾學校以前的一些學生贊同我所描寫的當時的教育狀況;另一些學生則表示抗議。有個女士威脅說她要控告。馬比耶一家感謝我使紮紮再生。」

  薩特的身體恢復得很慢。

  年近90的英國大哲學家伯特蘭·羅素,鬢髮皆白,卻仍然精神矍鑠,機警敏銳。在他正在寫作的哲學史《西方的智慧》中,僅僅責備薩特忽視了必然性。「薩特所反對的實際上是理性主義的必然性概念,這個概念存在於萊布尼茲和斯賓諾莎的著作中,並得到唯心主義哲學家的繼承」。羅素在他新著的插圖本哲學史中寫道,他把對存在主義的評論集中於《存在與虛無》。他說,薩特對人的考察繼續選中人的命運,這意味著拒絕與必然性的作用協調一致的自由。羅素認為《存在與虛無》是一部打破常規的作品,而且,「由於富有詩意的朦朧和語言的放縱」,它符合「最好的德國傳統」。

  4. 帶著無言的痛苦,她觸摸著虛無的另一面

  加繆死了,死於車禍。

  這是1960年1月的一天下午,西蒙·波娃獨自一人待在薩特寓所時,朗茲曼從電話中告訴她的。

  她擱下電話,喉嚨緊縮,嘴唇發顫,頭腦中仿佛一片空白。倚立窗前,望著夜幕蓋上聖日耳曼-德普雷,既不能使自己平靜下來,也不能真正感受悲痛。

  薩特回來後,同樣感到沮喪。

  這一夜,他們和博斯特一起老是談加繆。談雙方曾有過的友誼、分歧、論爭,談他的人生旅程。上床之前,她吞下幾片苯巴比妥。自從薩特康復之後,她就再沒有服過這種藥。她想讓自己儘快入睡,但就是睡不著。便下了床,往身上套件衣服,走出去散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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