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蒙·波娃(35)_學達書庫

三五

　　「這個世界的確難以理解。我是第一次來遠東；我第一次完全懂得了『不發達國家』這個詞的含義，我看到了，當貧困困擾著六億人口時，貧困意味著什麼；我也第一次看到一個民族正在從事最艱苦的勞動：建設社會主義。這些新的體驗互相交叉，互相重疊。中國人的貧困只是通過他們為克服它所做的努力才顯示在我眼前。正是因為這種貧困，當局的建設任務才這麼嚴峻。看著從我身邊擁擠而過的人群，他們的歡樂和愁苦都在一塊奇異的面紗後面掩蓋起來了。不過，通過看、問、比、讀、聽，我最終還是從自己朦朦朧朧的意識中歸納出這樣一種認識：中國人在幾年以前已勝利地消除了往日在中國大地上猖獗的種種苦難——肮髒、寄生蟲、很高的嬰兒死亡率、流行病、長期營養不良、饑餓；人們有衣穿，有乾淨的房子住，也有東西吃了。隨後，我又看到這個國家是以怎樣現實的迫切心情在為自己建設未來」。

　　西蒙·波娃與薩特訪問中國，距中國開展大躍進還有3年。為了使全國通力合作，毛澤東正在仿照蘇聯模式，儘管中國人希望恢復他們自己的經驗主義傳統，即40年代中期的延安時期發展起來的那一套十分成功的做法。

　　中蘇之間的差異給了西蒙·波娃和薩特極為深刻的印象。1917年的俄國革命是失敗後的成功；1949年的中國革命卻是勝利後的產物。一個自相矛盾的結果是，中國革命曾設法消滅了通常伴隨革命的通貨膨脹、貧困苦難、動盪不安、無政府狀態和地方專政。

　　「一切革命恐怖的起因都是中央政府的軟弱，」薩特在回國後對記者們說，「如果說沒有發現中國存在恐怖，如果說毛澤東政府表現出可敬的溫和態度，這是因為他們戰無不勝的軍隊已得以植根於人民，從而給了中央政府以任何一個革命政府在一開始時從未有過的東西——從容的絕對權力。」

　　在北京，薩特接受了《人民日報》的採訪，並與西蒙·波娃一起，受到外交部長陳毅的接見。西蒙·波娃在《長征》一書中記下了她的印象。這本書中星星點點佈滿了統計資料。這是她為了彌補所作記錄中存在的空白，而前往圖書館和情報中心查閱有關中國的昨天和今天的報告、文章、論文、書刊、數據的結果。當然，她並未忽略那些中國共產黨的敵人所寫的種種指責文章　，並得到了幾位漢學家的幫助。

　　她為收集材料花費了不少時間，而把它們同她自己的種種發現相結合，從而得出一個綜合性的認識，則需要拿出更多的時間。西蒙·波娃幾乎從來沒有像這回一樣從頭至尾緊張地工作著。有時，她甚至一連四小時伏案寫作，連頭也不抬一下。有時，薩特憂心忡忡地看著她那因充血而變得絆紅的臉頰。於是，她只得躺在他的沙發上休息片刻。

　　《長征》出版後，西方社會尤其是山姆大叔的美國一片譁然。他們寧肯聽信阿倫·杜勒斯的一派胡言，而把西蒙·波娃的書當成是謠言惑眾。不過，包括勒內·杜芒、若蘇·德·卡斯特羅、蒂博·芒德在內的幾個毫無共產主義者之嫌的專家，證實了她在書中所敘述的一切。中國是惟一的戰勝了饑餓的不發達大國；如果把它同印度、巴西等國作比較，這個勝利無疑是一種奇跡。由於蘇聯國內發生的變化使得反共分子們多少受到了打擊，因此，他們轉而把中國作為攻擊的主要目標，甚至將中國人一式穿藍衣服作為發難的由頭，卻閉口不談在此之前不久，四分之三的中國人尚處於衣不蔽體的境況之中。類似一些歪曲事實和真理的情形觸動了她。她決心通過揭穿從香港傳出的種種宣傳，使自己變得有用。

　　她後來深有感觸地總結道，她從這項研究工作中獲益匪淺。通過把自己所處的西方文明與另一種相差懸殊的東方文明相比較，才發現：一些過去在她看來是雙方共同的屬性，事實上根本不是共同的。即使是田野、村莊、農民、城鎮、家庭這樣簡單的詞匯，它們的含義在中國和在歐洲也並不完全一致。「這使我以一種全新的眼光看待自己的處境……總的說來，這次旅行摧毀了我舊有的立足點。到那時為止，儘管我的閱讀面很廣，儘管我走馬觀花地去了幾趟墨西哥和非洲，但我總是把歐美的繁榮作為我看問題的標準，而世界其它地方始終只是在地平線之上的什麼地方朦朦朧朧地存在著。看到中國的老百姓以後，我對這個星球的全部看法被動搖了」。

　　她後來承認《長征》一書不如《美國紀行》那樣生動，書中有些章節也已過時，但是她並無半點懊悔之意。她慶倖通過這部書的寫作，獲得了一個知識框架，找到了幫助她理解其他不發達國家的鑰匙。

　　4. 忙碌中仍不肯放棄外出旅行

　　1956年，西蒙·波娃在忙碌中仍然不肯放棄外出旅行輕鬆輕鬆一下的機會。她和朗茲曼一道去大沙伊代格山滑雪。每天早上，面對冉冉升起的一輪充滿生氣的朝陽，感到皮膚被冷氣刺痛了。架空滑車把他倆送回長滿白色松樹的黑色山嶺，接下來，便是一同去做長途探險，晚上，索道停開了，旅店被一片沉寂和單調所包圍，她和朗茲曼就躺在床上讀書。書中的動人故事和種種神話，引領著她通過一條美麗誘人的道路，穿越了那片原始森林，從而獲得了最美妙的感受。

　　之後，她與朗茲曼駕車赴倫敦。在友人家中，與美國出版商共進午餐。他對《一代名流》的譯本很滿意。不過，他抱歉說，書中刪了幾處，他解釋：「在美國，作品談論性沒事，但不能談性反常。」這本書在美國取得了很大成功。

　　初夏，與朗茲曼、薩特、米雪爾等赴希臘旅行。歸途中與薩特在意大利度過夏天。這段時間，薩特對未來的信心似比以前減退了，而對往昔的態度似比以往更嚴厲了。他為一個作家不能再現真相而悲歎（加繆也曾這麼悲歎過）。她認為闡述真相比什麼都不闡述當然要好。可是，當這些真相全都四分五裂、支離破碎、脆弱得被數不勝數的限制所肢解時，該是何等痛苦的事情！他倆商定著確立這樣一個目標：盡人類所能尋求真相，慷慨地讓自己享受爭東論西、放任言行和褻瀆神聖的樂趣。通過這種方式發洩心中不滿，臻至一次心靈的淨化。

　　阿爾格雷斷斷續續從芝加哥給西蒙·波娃寫信。兩人在通信中期待著可以再度旅行的日子。這一年，當美國出版的《一代名流》問世後，他一點也不高興。題獻給他的《一代名流》中，有對他們的顯然是小說化了的愛情生活的生動描繪，不僅引起了輕易不肯表態的報界人士的注意，而且引來了文學女流諂媚的邀請：「你為何不把你的恩惠隨處抛灑？」「如果你到紐約來，請給住在某某飯店的我掛個電話。」簽名後又補上一句：「又及：那該有多好。」對這些信，阿爾格雷都不屑於作答。他只回復了一封信，信中這樣寫道：

　　「您必須記住，您剛剛讀到的這種關係，涉及到的是一個31歲的男人，而我現在已66歲了，因此，這已不再有多大意義了，您說不是嗎，親愛的？」

　　5. 蘇軍坦克碾碎了對蘇聯的種種夢想

　　1956年在法國當一個左翼分子很不輕鬆。新上任的社會黨激進派總理居伊·摩勒同意突尼斯和摩洛哥獨立，並稱阿爾及利亞的戰爭是「殘酷的和極不明智的」。一個月後，他便向軍隊和居住在阿爾及利亞的百萬法國人作了妥協，戰爭更白熱化了。並開始了一場大後方宣傳活動，在阿爾及利亞的法國軍隊由3月的19萬人增至6月的38萬人。

　　人們組織抗議活動，舉行集會、示威、罷工，在運兵列車出發時加以阻攔。薩特在巴黎的一次反戰集會上發表演說；在維也納舉行的和平運動會議上，他也坦言譴責阿爾及利亞戰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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