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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三


  此外,在1965年的一次私下採訪中,薩特說道:

  從某種程度上說,我的一切應歸功於她。當然,即使她不存在,我也會寫作,因為我有寫作的願望;可是,我對她的完全信任始終給我以十足的安全感,……我總是把手稿給她看。每當她對手稿提出批評時,起先我會氣惱異常,對她大肆謾駡,然後我總是接受她的意見。這不是修養問題,而是因為我看到,她的批評總是中肯的。這些意見不是根據表面現象作出的,而是絕對理解我想做的事,同時又帶有我完全不可能具有的客觀性。

  誠然,薩特善於創造新思想,無論在哲學還是在政治方面,新的觀點總是由他提出的。「如果我拒絕承認這種特定的優勢在他一邊,那麼,我實際上就背棄了自由;結果,我會成為一個具有蓄意的挑戰態度和不誠實的囚犯。這種不誠實同時也是男女之爭的必然結果,與知識分子的正直完全是背道而馳的」。事實上,——西蒙·波娃認為——她從來不把自己應負的責任推卸給薩特,因而她的獨立性從未受到過威脅,她從不盲目地贊同任何一個觀點,任何一個決定,而完全依靠自己的分析、判斷而確定是否接受。她所從事的工作要求她自主地作出大量決定,進行無數探索,付出不懈努力。正如她幫助過他一樣,他也幫助過她,兩人間的關係是一種相依相攜、互助互愛的終生伴侶式的關係,而絕非她以他為媒介而生活而生存的附庸性質。

  她不喜歡引人注目。她從未上過電視屏幕,從未在廣播中談論過自己,也幾乎沒有接待過記者。到《一代名流》獲龔古爾獎時為止,她已好些年不在公眾場合露面了,也不再去咖啡館了,連去劇院參與「巴黎人」的消遣活動也儘量避免。但她希望在接受龔古爾獎的同時,把她取得的成就歸功於自己的努力而不是外部的影 響。

  生活在繼續。西蒙·波娃身為一位知名作家,她看重對生活的享用,對她來說,精神追求和肉體愉悅同樣不可或缺。朗茲曼那裡,她在充分利用重新找到的青春,享受迎面而來的每一個瞬間。

  第十三章 蘇聯·中國

  1. 在莫斯科,最大的遭罪是赴宴吃飯

  1955年夏天,氣候宜人。西蒙·波娃和朗茲曼來到塞通斯湖畔的一家大飯店。他們隨身帶了不少書,然而,事實上大部分時間花費在遊覽上。他們駕車爬山越嶺,遊覽城堡和參觀教堂、修道院。在明麗的陽光照耀下,小山丘上金雀花盛開,滿眼一片金黃。

  他們興致勃勃地回到巴黎,在樓下的信箱中發現了博斯特留下的一張紙條:

  「見條趕緊來見我。」

  當時便猜想是薩特出了什麼事。一詢問,果然。西蒙·波娃頓時慌了神,博斯特也很著急。薩特究竟生了什麼病?與博斯特一道去找到科。科告訴她,這消息是愛倫堡從斯德哥爾摩打電話給德·阿斯蒂埃,再告訴他的。德·阿斯蒂埃說是與高血壓有關的病,情況並不嚴重。

  她還是不放心,她早知道薩特的血壓高,他是不是患了心臟病?接通莫斯科的電話後,聽到了薩特的聲音。

  「你怎麼樣?」她焦急地問。

  「很好,多謝。」他以客氣的口吻答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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