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蒙·波娃(32)_學達書庫

三二

　　4. 「你知道人們會說，你身後有薩特……」

　　小說問世後，人們便議論安娜是她自己，羅伯特是薩特，亨利是加繆，劉易斯是阿爾格雷，惟有波爾那位越來越神經過敏的女子沒有實際「原型」，西蒙·波娃的幾個朋友都在這個人物身上認出了自己，云云。

　　對此，西蒙·波娃在《時勢的力量》裡作了具體的描繪和解釋——

　　關於安娜。「的確，她的身上有我的影子，但是……出於種種原因，我把她塑造成了一個連我自己也不認識的女子。我讓她帶有我的興趣，我的感情，我的反應和我的回憶。我還常借她的口說我要說的話。但是，她缺乏我的欲望，也沒有我的韌勁，更重要的是，對我來說至關重要的職業賦予我的那種自主性她沒有，她與一個比自己年長20歲的男子的關係幾乎像一個女兒和父親的關係。雖然夫婦間非常理解，但她仍感孤寂。……她過著一種『從屬』存在的『相對』生活。在她身上描述的主要是我經歷的負面：害怕死亡，恐懼虛無，恥於健忘，以及對世界多樣化的不知所措和對生活的反感。生存的快樂、行動的愉快，寫作的樂趣，所有這些都寫到了亨利身上。他至少同安娜一樣與我相似，或許，是他更像我」。

　　至於亨利，人們怎麼說，他反正不是加繆。西蒙·波娃辯解道，他雖與現實中的加繆一樣年輕，長著黑髮，辦了張報紙，是個作家，但加繆仇恨共產主義，這一點本身以及由此引起的一切就足以說明他與亨利的差異。「其實，在大多數情況下，亨利所擁有的只是從我身上移植過去的感情和思想」。

　　還有，薩特是否就是羅伯特？回答是：非也。關心世界，迷戀工作這是他們惟一的共同點。除此以外，羅伯特的年齡、感情冷漠、獨斷專行、悲觀沉默等等，都與薩特相去甚遠。此外，在對待蘇聯勞動營事件的處理，與加繆最終反目的原因，加繆離開報社的原因，左派組織的興衰等重大情節的描寫上，與生活的原貌亦大相徑庭。因為「從記憶中挖出的全部素材都經過了一番折射、摻和、解釋、充實、鍛造、移植、扭曲，有時，它們來了個180度的大轉彎；無論如何，在每種情況下，它們都經過了一番再造」。她再三提醒人們按照它的本來面目來談這本書，既不要認為它是一本自傳，也不要把它看成一部報告文學，總之，不要把它看作某種真人真事的再現。

　　誠然，她的確試圖塑造一組以1944年的法國為大背景的知識分子群像。「寫這部小說的欲望之所以這樣不可遏止，那是因為，我感到自己置身於這樣的時間與空間中，在那裡，我每發出一個聲音，都有機會從許多人的心底聽到回聲」。

　　她描寫了戰後的某幾種生活方式，卻並沒有給折磨主人公的諸多問題提出答案。她不想重蹈「主題小說」的舊轍。小說中回蕩的主旋律之一是「重複」，即：為真正佔有某物，一個人得先失去它，然後再把它找回。如亨利和羅伯特最後重歸舊好，同時重新迷戀文學，投身政治，即回到了原來的出發點。但是，在這出發點和終點之間，他們曾萬念俱灰。從此以後，他們將不再滿足于膚淺的樂觀主義，不再像舊日那樣熱情地堅信某些東西。強烈的擇優意識武裝了他們。

　　這部歷時四載寫成的小說，意外地獲得了資產階級報刊和共產黨報刊的一致稱頌。薩特稱這是她寫得最好的一部文學作品。《法國文學選集》稱這部作品是戰後最具代表性的小說，「通過將存在主義作家——受尊敬的和不存戒備的——與中國的達官貴人相比較，表明了存在主義的結局」。為了慶祝，他們在米雪兒家中舉行了一次午餐，在那兒，薩特送了一套龔古爾兄弟的傳記給西蒙·波娃。

　　令人氣憤和覺得可笑的是，有些人仍在堅持西蒙·波娃父親50年前所持有的舊觀點：「女人是由丈夫造就的。」他們總以為西蒙·波娃的一切思想都是薩特給注入她的頭腦的。西蒙·波娃的書是薩特寫的，是薩特使她成為作家的。在她被授予龔古爾獎的第二天，就有人善意地提醒她：「如果接受採訪的話，你必須解釋清楚《一代名流》確實是你寫的，你知道人們會說，你身後有薩特……」

　　事實上，從這部小說寫作伊始，薩特就十分關注，預計將是她寫得最好的一部作品。在閱讀手稿時也曾提出一些修改意見，一如西蒙·波娃讀薩特作品手稿時提出修改意見時那樣。在這本書的出版過程中，薩特把她的兩份手稿帶給布裡斯·帕蘭，其中的一份被還了回來。

　　事情的本來面目就是如此了。

　　西蒙·波娃在年輕時就培養自己不去介意公眾輿論，以後，又得到了薩特及其保護她的牢固友誼。雖然如此，她還是無法忍受一些沖她而來的謠言和目光。社會總是十分熱衷於維護一種舊觀念，認為女人只能是「二等」公民，只能是男人的影子和玩偶，只能是有權勢的男性的附屬品。西蒙·波娃為此感慨道，在法國，如果你是一位作家，那麼，是個女人這一點就足以讓人用作痛擊你的棍子。你若是個妙齡女郎，人們會擠眉弄眼奉承你；你若是上了年紀的大姐，人們會向你鞠躬致敬；但你若是剛剛褪去青春年華，又未達到受人尊敬的年齡，卻膽敢發表自己的觀點，譬如女人不是天生就有許多品行方面的缺陷的之類，那麼，一切指責便接踵而來了。

　　西蒙·波娃寫道：

　　我一生中最成功的事情，是同薩特保持了那種關係。30多年來，我們只有一個晚上是在怏泱不樂中去睡覺。朝夕相處了這麼多年，我們從對方言談之中得到的興致絲毫未減。一位女友曾評論說，我們總是全神貫注地聆聽彼此的談話（見瑪麗·羅莎·奧裡弗對一家阿根廷報紙發表的談話）。人們總是說，我們的思想幾乎完全一致，然而我們卻始終一絲不苟地對對方的觀點進行批評、修正或者肯定。我們從相同的地方獲得記憶、知識和印象，我們在同一個範圍內以同樣的手段、在同樣的原則指導下嘗試著把握世界。在通常情況下，我們中的一個說前半句話，另一個人就能說出後半句；如果有人問我們倆同一個問題，他會得到相同的回答。在某個字眼、某種感覺、某層陰影的刺激下，我們倆會走上相同的思路，並在同一時刻產生相同的感觸——相同的記憶、相同的聯想，而這些，第三者是絕對不可能產生的。因此，我們對在各自的著作中不約而同地寫到某些東西，已不再驚詫了。最近，我讀到薩特在1952年時記下的一些隨想，雖然我至今才讀到它，但其中一些段落卻一字不差地出現在我10年後寫的回憶錄之中；雖然我們的性格、愛好以及最初的抉擇截然不同，我們的文風從總體上看也毫無相似之處，但這些段落看起來卻如出一轍。

　　惟其如此，有些人便指責他們倆的這種關係同在《第二性》中闡述的道德觀點相矛盾：作者西蒙·波娃認為女人應該獨立于世，然而現實生活中的西蒙·波娃卻從不是寂寂一人。其實，「獨立於世」與「寂寂一人」並非是矛盾的對立體，更不是同義詞。

　　薩特對西蒙·波娃富有思想、富於表現力是極為欣賞的。10年後即1964年，年屆花甲的薩特在接受《時尚》雜誌採訪時說的一段話，可資印證：

　　我認為她是漂亮的。我始終認為她是漂亮的，儘管當我初次遇到她時她戴著一頂難看的小帽子。我決計要結識她，就因為她漂亮，她曾經有，並且至今仍賦有那深深地吸引著我的面容。驚人的是，西蒙·波娃竟有男子的智力和女性的敏感。簡言之，我在她身上發現了我可能需要的一切。

學達書庫(xuod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