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蒙·波娃(23)_學達書庫

二三

　　2. 阿爾格雷再一次要求她同他白頭偕老

　　5月20日，當西蒙·波娃在失魂落魄的狀態中回到巴黎，陶樂赫絲還沒有走。她竭盡全力想讓薩特挽留她不走，她想至少逗留到7月。陷入困境的薩特狠著心腸放棄了挽留。

　　為了避免摩擦，西蒙·波娃和薩特住到巴黎郊區的一家小旅館去了。花園裡，玫瑰花開得正歡，沼澤地中牛群嬉戲，他們常常沿著讓·拉辛散過步的一條雜草叢生、碎石遍地的小路上遛達。

　　到了固定的幾個晚上，薩特便進城與陶樂赫絲會面。假如她對這種局面很滿意的話，那倒皆大歡喜。然而，她不能忍受薩特要她再次離開。但是，不這樣的話又能怎樣呢？假如由她拋棄一切來巴黎與薩特成家，那麼她當然指望著從薩特那裡得到一切；然而，薩特這一方卻無法承諾她的這一指望，於是他只好懊悔地傾聽她發洩怨氣，感到自己該受責備：雖然他曾有言在先，他們不可能結百年之好，但是在他說他愛她時，實際上便已宣告自己的話不能算數了，因為在女人看來——愛可以衝破一切障礙。從理論上講，陶樂赫絲的這種想法是完全合乎情理的，而且，她那無所顧忌地願意獻身愛情並要求全部擁有薩特的愛情也是值得肯定的。問題面臨的關鍵在於，薩特堅持：在拒絕改變與西蒙·波娃的關係的同時，他深愛著陶樂赫絲，並一心希望找到一個兩全其美的辦法。

　　不久後，薩特陪陶樂赫絲去勒阿弗爾。兩人分手時，她還在抱怨薩特帶給她的痛苦。她寫信來說，以後要麼永遠不來，要麼來了永遠不走。

　　時值酷暑，薩特和西蒙·波娃去氣候宜人的哥本哈根度假。但是，頭一天的生活使她想起了尾隨薩特的那些灰暗歲月。走在海灘上。薩特沉默寡言，她也沒多饒舌。她驚恐地問自己，他們倆是否緣分快盡，將成陌路？這些不祥的念頭一直延續到以後的幾天，才慢慢地消散了。

　　與薩特同赴英國、丹麥、挪威、瑞典四國旅行歸來，西蒙·波娃便馬不停蹄飛往芝加哥。阿爾格雷已在瓦朋西亞路的一間房子裡等了她4天了。阿爾格雷又一次要求她同他白頭偕老。她只好向他解釋說，這是不可能的。不過，這次分別時不比去年5月那樣傷感，因為雙方約定，西蒙·波娃將於來年春天重返芝加哥，兩人一起沿密西西比河南下，然後赴危地馬拉和墨西哥，作為期數月的旅行。

　　3. 法共稱薩特是討厭的毒蛇

　　法國曾因戰敗和維希投降政府而蒙受羞辱，作為重述這種自我羞辱的史詩，也作為人類極其需要束縛自身的象徵，曾被稱作令人失望的《自由之路》前三卷，其地位將在幾年內節節升高。《芬克和韋格納爾斯現代世界文學指南》稱這部作品是「本世紀最傑出的小說作品之一」，《企鵝歐洲文學指南》說，「這幾卷小說在傳達人的選擇的模棱兩可方面是才華橫溢的，因為它們想像出了大自然的令人不安的富饒、軀體的不知不覺中的神秘變化和城市風光的憂鬱的詩意」。

　　1947年的秋天，存在主義狂熱達到了高潮。多芬街上的「塔布」是最著名的存在主義者的夜總會。每逢星期六晚上，這家夜總會就人頭攢動，財源亨通。作家、小女明星和大人物們推推搡搡地為自己尋得一席之地，傾聽維昂彈鋼琴或是欣賞新奧爾良式的爵士音樂唱片。年輕的朱利埃特·格雷科，這位來自草場聖日耳曼亞文化群的女歌手，一頭黑髮，嗓音沙啞，當她高唱維昂和穆盧吉的悲歌時，那魅力足以令男人們為之傾倒，讓女人們也以為她們成了格列科。

　　薩特總共才到過「塔布」兩次，但報上的閒話欄卻說他是它的鼻祖。流亡歸來的出版商皮埃爾·拉紮雷夫發誓，在接管《法蘭西晚報》後，他將傾盡全力「擊敗存在主義」。可是，為了打倒薩特，拉紮雷夫將不得不談薩特，自己在以報紙幫助薩特擴大名聲，卻又指鹿為馬地責備薩特在追求名聲。

　　薩特和加繆之間亦存在著分歧。但在這一點上他們的意見是一致的，即：存在主義可以成為介乎兩極分化的反共主義和共產主義之間的第三種合理的選擇。

　　由於各政黨聯盟在內閣中容納了共產黨人，安德烈·馬爾羅擔任了情報部長，因此戴高樂於1946年1月就已辭去了聯盟首腦的職務。他滿心希望這一舉措會令舉國為之驚恐，而將他召回來，然後由他來提出苛刻的條件。然而，事實並非如他期望的那樣，他的被召回已是12年以後的事了。1947年4月，戴高樂曾建立了法國人民聯盟，在它的領導人心目中，這與其說是政黨，不如說是國民能量的集結點。其成員百分之八十是工人、小商人和公務員，但該黨骨幹卻持傳統的中右意見，以至於自認為是戴高樂的左翼的馬爾羅，也感到為難。一個月後，共產黨就加入了反對派。

　　法國共產黨人信奉「如果你不是我們中的一員，你就是反對我們」的觀點，於是，薩特、西蒙·波娃以及「第三種選擇」即存在主義者們自然就為他們所不容了。——傳記作家A·馬德森在《心心相印》裡寫道，——法國共產黨稱薩特是討厭的毒蛇、山姆大叔的代理人、誨淫的小說家和使人類倒退到爬行時代的哲學鼻祖。紮斯拉夫斯基在蘇聯《真理報》上撰文抨擊薩特的存在主義是「令人作嘔和腐敗透頂的大雜燴，資產階級輿論卻企圖讓它冒充為最新穎和最富獨創性的哲學模式」。

　　薩特什麼都忍受了。即便對話從眼下看來根本沒有可能，他也無法設想左翼能沒有共產黨人的參加。時隔8年後的1955年，西蒙·波娃偕薩特去中國旅行期間，發現30年代後期中國的偉大作家魯迅，與自己的共產黨朋友間發生的爭執，竟與薩特遇到的情形驚人地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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