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蒙·波娃(20)_學達書庫

二〇

　　第八章　巴黎名人

　　1. 海明威對薩特說：「你是一個將軍！」

　　作為巴黎解放後問世的第一批書中的一本，西蒙·波娃的《庇呂斯與西奈阿斯》出版了，同時，她的《他人的血》、薩特的《理智之年》和《緩期》一併送去了加利馬爾。

　　大家都處在異常歡欣之中。在為思想和文學苦苦追求了4年之久以後，這篇薄薄的論著順利地得到了承認，自然值得高興。

　　這時，薩特已請假暫時離開大學，去電影和戲劇界賺錢；西蒙·波娃也離開了教師崗位，寫作已成為她必需的任務。寫作保證了她的道德自律，也是真正的自我價值的實現。事實表明，假如為掙錢整日疲於奔命的話，那她的自由就遠沒有那麼真實。既然她從來就崇尚根據目的而不是根據原則來指導自己的行為，那麼，她自然免除了除寫作以外的任何其他形式來確認自己的需要。

　　她全神貫注地投入到《人都是會死的》的寫作之中。

　　9月，與薩特、雷蒙·阿隆、米歇爾·萊裡斯、梅隆-龐蒂等組成編輯委員會，籌辦《現代》雜誌。

　　一天晚上，麗絲跑來問她：

　　「你和薩特想見海明威嗎？」

　　「當然！」她回答。

　　自解放以來，麗絲以「追逐美國人」作為主要消遣。因為美國人有大量的香煙和定量商品，總是挨餓的麗絲便想方設法從他們的揮霍中得益。其中她和一個無憂無慮的金髮大個子交了朋友，後來才知道這人就是海明威的弟弟。那天晚上，海明威作為一個戰地記者到達巴黎，他讓弟弟來他逗留的地方「裡茲」會面，他弟弟提出讓麗絲跟他一起去，並把薩特和西蒙·波娃帶來了。海明威身穿睡衣，躺在其中的一張床上，眼睛用一個綠色的眼罩擋著；桌子上放著相當數量的蘇格蘭威士忌，有些只剩半瓶了，有些則空空如也。

　　他猛地坐起來，緊緊抓住薩特，擁抱他：

　　「你是一個將軍！我，我只是一個上尉。」

　　喝了酒的海明威，顯得過於謙虛。在熱烈的情緒中，他們一邊說話，一邊喝下無數杯蘇格蘭威士忌。薩特大約于淩晨三點昏昏睡去，西蒙·波娃則堅持到天亮。

　　2西蒙·波娃被推到眾人注目的中心

　　11月下旬，美國為了讓法國瞭解它在戰爭中作出的努力與貢獻，特邀請12位記者去美國。加繆委派薩特作為《戰鬥報》的記者前往，薩特喜出望外。西蒙·波娃還從未見到他這麼高興過。他對西蒙·波娃說，他多麼想去美國！

　　西蒙·波娃寫道：「美國，它意味著許許多多東西！首先，它意味著不可企及的一切；美國的爵士樂、電影和文學曾經滋養了我們的青年時代，但美國對我們來說總是一個偉大的神話；……美國也是一個解救我們的國家；它就是未來，它就是富裕，它就是廣闊的前景，它是一個奇異的具有傳奇色彩的魔燈；即使你只想想自己能親眼看到這一切，你也會感到頭暈目眩。我感到高興，不僅僅為薩特，而且也為我自己，因為我知道，有朝一日我肯定會跟著他走上這條新路。」

　　接著她的機會也來了。她妹妹和利奧內爾結婚了，利奧內爾在裡斯本的法蘭西學院工作，是一家使用法-葡兩種文字的評論雜誌的編輯。他邀請西蒙·波娃去葡萄牙講學。因而，1945年2月至4月，她在葡萄牙作了一番逗留，途中重訪了西班牙。回國後發表文章抨擊薩拉查獨裁政權。

　　9月，《他人的血》出版了。它產生的轟動甚至比《女賓客》更為強烈，評論家們紛紛認為這比第一本更為出色。圍繞著它，幾家報紙還刊登了激情洋溢的評論。讚譽聲通過口頭、通過信件鋪天蓋地地向她湧來。加繆也喜歡這本書，不過面對這種轟動，他也毫不掩飾自己的驚訝。

　　這本書被視為第一本相當明確地描述抵抗運動的小說，又被叫做「存在主義小說」。自此以後，這張標簽自動地同她和薩特的作品掛上了鉤。儘管薩特和她拒絕把「存在主義」和他們攪在一塊，他們只承認自己的哲學是關於「存在」的哲學，但他們的抗議徒勞無用。就這樣，雖然他們事先未作計劃，這年早秋時節還是發起了一場所謂的「存在主義攻勢」。在西蒙·波娃的《他人的血》、薩特的《理智之年》和《緩期》以及《現代》雜誌頭幾期出版後的幾個星期中，薩特發表了《存在主義是一種人道主義嗎》的演說。就小說和形而上學的問題，西蒙·波娃在「現代俱樂部」發表了一次演說。與此同時，西蒙·波娃創作的劇本《吃閒飯的嘴》也上演了。

　　因了這一番緊鑼密鼓，她被推到眾人注目的中心。由於薩特和她都被不由分說地拽到了知名人士之列，因此，沒有哪個星期的報刊會自始至終對他們倆不置一詞。凡是從他倆口頭或筆頭出來的東西，《戰鬥報》都發表大量評論，一一表示贊同。在街頭，攝影師們對著他們不斷按動快門，不時有陌生男女沖到他倆面前來搭腔。有一次薩特演講時，聽眾蜂擁而至，一些人無法進場，於是發生了猛烈的擁擠，幾名女子當場暈倒。

　　如此聲名顯赫，確實令薩特和她始料未及。薩特很早就抱定決心要成為一位名作家，並且曾經設想過自己會得到後世的贊許，卻沒料到能在有生之年為世人所矚目。鑒於世上引起轟動的平庸之書數不勝數，轟動幾乎成了平庸的標誌，想起波德萊爾、司湯達、卡夫卡他們當年的孤寂和默默無聞，薩特總疑心傾瀉在自己身上的榮耀有著某種令人不安的成分。他擔心自己的作品不再能原封不動地流傳下去了。作為一個思想家和作家，薩特最為關心的就是抓住意義。

　　但是，他在1940年讀了海德格爾和聖埃克蘇佩裡的書後確信，只有通過人的活動，用實踐代替思考，意義才會呈現在世界上。在年輕的時候，他和西蒙·波娃就想接近共產黨。按西蒙·波娃的說法是：這在一定程度上是因為它的懷疑主義與他們的無政府主義合拍，他們也希望廢棄資本主義，但又認為社會主義社會到達不應影響他們的自由。在西蒙·波娃看來，薩持的哲學在某些觀點上不及馬克思主義的思想深刻，在另一些觀點上則又比馬克思主義的思想更苛求於人。只是兩種學說並不對立，薩特尋求的是兩者的交流。

　　自從「社會主義與自由」失敗給了薩特一個現實的教訓後，他便開始做一項嚴肅的工作，在全國陣線裡面與共產黨合作。

　　「我常納悶，」西蒙·波娃後來在《時勢的力量》中寫道：「假如我和薩特的關係不是現實中的那個樣子，我該會站在什麼立場上呢？我會接近共產黨，這是無疑的，因為共產黨的鬥爭對象也為我所恐懼。但是，我熱愛真理，我不能失去我渴望的自由，我決不會入黨。由於在客觀上我遠不如薩特那麼惹人注目，採取這種態度時遇到的困難會大大減少，但是，我倆的態度本身仍會一模一樣。於是，我發現自己與他是完全一致的。只是由於我沒有受到共產黨人的批評，只是由於我本人並未在他們的批評面前沮喪，我才不把這些當回事。薩特則硬著頭皮，試圖緩解對方的敵意，這使我驚訝不已，有時，我慫恿他進行反擊。不過，在其他場合，當我們偶然開完一個會議，或者讀了點什麼之後，我常尋思，我們該不該拋棄知識分子的彷徨，而進入共產黨人的戰鬥行列之中。薩特也常提出同樣的問題。有時，他的想法與我不謀而合，有時則不是這樣。我們經常為此而爭論不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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