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蒙·波娃(14)_學達書庫

一四

　　3. 這回他第一次想跟別的女人在一起

　　沒有什麼比這更令人歡欣鼓舞的了，1933-1934年度柏林法蘭西學院研究生獎學金的申請，院方通知已予接受，這就意味著薩特可以整整一年不教書，而去柏林從事哲學研究。

　　在法蘭西學院，薩特生活得自由自在，同學之間充滿友誼和真誠，這是他自高等師範學校畢業以來還從未經歷過的。不久，他還輕鬆地涉足了一件風流韻事。姑娘叫「瑪麗」，是當地一位學者的妻子，笑起來很甜，還好幻想，有迷人的丰采。

　　1934年時，現象學是一場嘗試理解人類思維方式、重新解釋人類與其自身和世界的關係的運動。現象學希望不是用解釋或分析事物，而是通過描述事物——即現象——來追溯其本原，並從這一限定的思想觀點出發，對我們的存在感覺得出新的、更直覺的瞭解。現象學意味著還原，意味著懸置所有的判斷，意味著試圖用一種原始直覺去瞭解事物和觀念。正如胡塞爾所雲，它意味著認識到我們能夠直覺地反映三四種事物，即便我們能夠「想起」上千種。現象學想問問蘇格拉底：「我們究竟確切地知道什麼？」想問問康德：「知識究竟採取何種形式？」

　　現象學全盤摒棄惟理性的形而上學，因為它不足以描述人的存在的意義；但現象學也為馬克思主義者所摒棄，因為它是一種隱秘的唯心論。現象學尚未確立，它正在發展。胡塞爾是現象學的先驅。薩特在胡塞爾的現象學中，發現了由內在探索存在的有力手段，發現了一種可作為作家工具的、描述這種內在地探究現象和情緒的方法。薩特感到，胡塞爾在把主觀性分離出純粹意識方面尚有不足，而笛卡爾那使精神變得比物質更確鑿的「我思」——「我思故我在」應讀作「我疑故我在」。

　　聖誕節期間，薩特回到巴黎過了10天，西蒙·波娃因而得知了「瑪麗」的存在。2月中旬，西蒙·波娃極想去一趟柏林，但薩特這回想完善自由，第一次想跟另一個女人在一起。

　　顯然，這傷害了西蒙·波娃。

　　為了有正當的理由向學校請假，她謊稱自己精神崩潰，醫生爽快地給了她兩星期假。兩星期內，薩特沒有丟下她，帶著她在柏林的大街小巷跑。

　　西蒙·波娃與「瑪麗」見面了。會面的情形差不多是平靜的。西蒙·波娃後來在《盛年》中略帶誇張地說，她絲毫沒有嫉妒的感覺，「然而，自從我們結識以來，這是薩特第一次認真地對別的女人發生興趣。嫉妒並非與我無緣或為我所不屑，可是，這件事既沒有讓我感到意外，也沒有打亂我已經形成的有關我們共同生活的任何想法。因為從一開始，薩特就提醒我，他有可能去幹這類冒險事。我已接受了這個原則，所以也就毫無困難地接受了這個事實」。

　　可她的50年代的朋友弗朗西斯·讓松卻說，西蒙·波娃並非如她所說的那麼不動聲色，從薩特與卡米耶、與「瑪麗」、與奧爾加、與「M」的關係史可以看出，這個女人懂得嫉妒。

　　4. 薩特試圖建立「三重奏」關係

　　奧爾加，一個反動的白俄羅斯人的女兒，西蒙·波娃以前的學生。這位少女的活潑個性、她的波蘭朋友的故事和她的出沒無常，使西蒙·波娃著迷，也使西蒙·波娃煩惱。奧爾加是「真實的」，從不掩飾自己的感情，盡情地享樂。當學生時，她暮氣沉沉；退學後，她天天生活得熱情洋溢。因為她有著天生的孩子氣，輕浮從事，容易受驚，男人都想寵著她。

　　一年來，薩特已給奧爾加迷住了。他不再只把她看成是護理員了。開始，他給她講故事、唱歌，主要目的與其說是為了分散自己的注意力，不如說是為了取悅奧爾加。西蒙·波娃發現，她和薩特在一起時，薩特從不會這樣去做。在無數漫長的下午，奧爾加替他解悶，因而取得了一個特殊的地位。西蒙·波娃對奧爾加越來越被薩特感興趣並不在意，她寧可看到他去設法博取奧爾加的青睞，而不是再次陷於意志消沉，更何況薩特顯然不打算與奧爾加在肉體上有任何體驗。

　　然而，儘管西蒙·波娃在理智上努力表現出一種體諒、理解與豁達，而在事實上她不無苦惱。在她意識到薩特已成了奧爾加的情人之後，在她意識到他們將是「三重奏」而不是「二重奏」之後，她覺得不能再滿不在乎地容忍他的見解和情趣，因為這些見解和情趣所構成的價值觀念體系與她自己的相抵觸。正如她以後告訴弗朗西斯·讓松的：

　　「嫉妒是一件完全正當和真實的事。如果A和B一起度過某種生活，而B開始與C過同樣的生活，A顯然會覺得受到了排斥；某種共同的東西，他與B共同生活時的某種不能替代的東西遭到了破壞。」

　　這種試圖建立起人與人之間新型關係的「三重奏」，最終因失諧而消失了。但這稱「三重奏」的生活經歷，卻為西蒙·波娃後來寫作的第一部小說《女賓客》提供了主題，也為薩特日後創作的他的最著名的劇本《禁閉》提供了主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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