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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五


  1953年,巴黎的高棉學生聯合會被解散以後,又成立了一個新的學生組織「高棉學生聯盟」,其主要領導成員有英薩利、喬森潘、胡榮、秀木。該組織特別注意研究馬克思主義的政治經濟學理論。

  1956年,英薩利也回到了柬埔寨。他以歷史教師的身份為掩護,從事地下革命活動。他作為一個激進的革命者無疑加強了沙洛特紹等人的力量。這時,沙洛特紹、英薩利已有可能把他們身邊的一批留法青年組織成一個集團。後來,他們被稱為「巴黎幫」。他們不大重視、甚至蔑視參加過越南控制下的印度支那共產黨的高棉老戰士,認為他們是一批缺乏理論知識的一「鄉巴佬」。而那些土生土長的高棉革命者則認為「巴黎幫」根本光視柬埔寨國內條件,只會抄襲馬列主義詞句。他們之間的分歧還不只這些。導致他們後來分道揚鑣的主要政治分歧集中在革命路線上。高棉老戰士認為,主要革命對象是美帝國主義;而「巴黎幫」則認為是封建主義的西哈努克及其政權。在革命的策略上,老戰士主張聯合越南和西哈努克,共同反對美帝國主義對印度支那的染指;而「巴黎幫」則主張切斷同越南的聯繫,獨立進行反封建的革命。

  當國內的以沙洛特紹和英薩利為首的青年激進派形成一股新興政治勢力的時候,喬森潘、胡榮、符寧完成了他們在巴黎的學業,獲得了博士學位,回到了金邊。這些人當然也屬￿「巴黎幫」,也具有強烈的革命熱情。但,他們同沙洛特紹派稍有不同。他們在政治上較溫和,反對過分的強硬路線。他們比較傾向老戰士的立場,認為美帝國主義是最危險的敵人,必須聯合西哈努克。因此,這些人回國後並未立即轉入地下革命活動。胡榮回國後,建立了一個私立學校,不久,又加入了西哈努克的「捍衛中立委員會」,支持西哈努克的中立政策。喬森潘回國後,辦了一份報紙,因為宣傳左派觀點被警察查封了,他本人也被監禁了一個月。出獄後,他進入了胡榮的學校工作。宋成回國後,也成了一個教員,後來還參加了西哈努克的「人民社會同盟黨」。然而,這些人仍然沒有斷絕同從事地下活動的「巴黎幫」的聯繫。

  這些人的溫和立場引起了西哈努克的注意。他們的高深才學也博得了西哈努克的欣賞。1980年,西哈努克在回憶錄中稱胡榮為「超級知識分子」。這些似乎多少抵消了他對這些人所持的革命立場的反感情緒。為了實現振興國家的宏大目標,西哈努克一度大膽地起用了這批才子。胡榮後來成了他的政府的經濟計劃部長,符甯成為國務部長,喬森潘成了商務部長。當1963年初學生運動高漲時,西哈努克加緊了對左派的排斥。這時,這些左派部長被解職了。

  這批人同西哈努克的公開合作一直持續到1967。這年,發生了三洛的農民暴動。當政府開始大規模鎮壓農民和城市左派的時候,他們才對西哈努克失去信心,進入了叢林,加入了早已由沙洛特紹牢固控制的高棉勞動党領導的武裝鬥爭。

  儘管這批高級知識分子回國後沒有直接投入地下鬥爭,但絲毫沒有影響以沙洛特紹為首的左派集團在高棉人民革命黨內迅速崛起。這個集團就是紅色高棉和柬共的核心。

  1955年,留在柬埔寨的高棉人民革命黨所處的不利環境,又為這個左派集團在黨內聲望的提高提供了催化劑。這年的全國大選中,西哈努克領導的「人民社會同盟」獲得了全勝,取得了國民議會中的全部議席。這一勝利嚇壞了人民革命黨內的一些高級領導人。例如,這時党的主要領導人紹興叛變了革命;·另一個主要領導成員N·T·農也自行脫離了革命。許多基層黨組織的領導人和黨員也產生了悲觀失望情緒,從而造成了大批黨組織的瓦解。柬共的歷史寫道:「從1955年到1959年,農村地區的黨委損失了90%的幹部和黨員。……只有10%的革命運動還在活動……」党的領導人的叛變和脫逃,以及領導作用的軟弱無力,似乎證明了青年左派集團對老一代高棉革命者的蔑視是有道理的;同時,也向全黨顯示了這個集團革命的堅定性和徹底性,從而使該集團在黨內的影響迅速擴大。

  到了1960年,以波爾布特為首的激進派再也不能容忍黨的這種軟弱無力狀況繼續下去了。這時,中央領導只剩下杜斯木和索平兩人。很顯然,年輕的激進派們開始問鼎党的最高領導權了。

  在這種形勢下,高棉人民革命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於1960年9月在金邊火車站的一所破房子裡正式舉行。共有21名代表參加了大會。大會決定「建立馬列主義政黨」,取名為柬埔寨勞動黨。大會選出8名中央委員,杜斯木為書記,農謝為副書記,他們同波爾布特三人組成中央常委,英薩利進入了中委,為中央第5號人物。

  這次選舉是老戰士派和青年激進派進行的第一次較量。較量的結果,老戰士派仍略占上風。在選出的中央委員會中,除山玉明等幾名當選委員仍在越南以外,兩派各有三個中委。但書記和副書記均為老戰士派。此外,這次大會仍有親越的色彩,如黨的名稱仍效仿了越南勞動黨。這反映了老戰士派的影響。

  但無論如何,這次代表大會是青年激進派的一大勝利。他們畢竟觸摸到了人民革命黨的權柄。幾年前,還被人看作只會背誦馬列主義教條的書生現在居然進入了中央領導層,這是一個巨大的飛躍。然而,儘管如此,對青年激進派來說,這並不意味著較量的結束。他們要繼續努力,按照自己的方向和路線改造和重建這個黨。

  1962年的一個偶然事件為再次較量提供了機會。這年7月,中央書記杜斯木在回家的路上被人暗殺。這一事件留下了權力真空,從而引發了第二次較量。

  這次較量是決定性的。它發生在1963年2月黨的又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上。這一次,以波爾布特為首的激進派占了絕對優勢。大會選出了以他為書記的中央委員會,英薩利進入了常委。波爾布特和英薩利由於他們之間的連襟關係(波氏夫人喬帕娜莉和英氏夫人英蒂麗是同胞姐妹),使這個權力的核心更加牢固。現在,權力基本上轉到了「巴黎幫」手中。老戰士派失勢還表現在,黨的路線有了根本的變化:第一,党決定獨立地領導柬革命,這意味著割斷同越南的關係;第二,黨決定開始發動農村武裝鬥爭,這表明,主張聯合西哈努克的溫和路線遭到了否定。

  這次會議後不久,由於西哈努克加強了對左派勢力的鎮壓,以沙洛特紹為首的中央機關進入了叢林。党的領導中心和工作重心轉向了農村。接著,武裝的遊擊隊便誕生了。這標誌著紅色高棉正式崛起。在以後的幾年裡,紅色高棉成了西哈努克的主要威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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