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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五


  同您談論克雷辛格先生,這不該是我的事情。況且,還是從您把自己的女兒嫁給了他那一刻起,我的思想才習慣了他的名字。

  至於說到她(指索朗芝),我不能對她無動於衷,您大概記得,只要有機會,我在您面前總是毫無偏心地為您的孩子們說情的,因為我深信,您的使命是永遠愛他們,因為這是惟一永遠不變的感情。不幸可能會遮蓋這種感情,卻不可能歪曲它。

  這種不幸看來是十分巨大的,因為在決定您女兒未來的時刻,在她的身體狀況比任何時刻更需要母親無微不至的關懷的時候,這種不幸使您的心不願聽一聽關於她的事情。

  由於這一重大事件刺傷了您最神聖的感情,我不打算提及我的情況了。

  時間會作出判斷的,我等待著。

  永遠是同一個忠於您的肖邦

  在諾昂的喬治·桑收到這封7月24日寫的信,其中「母愛」的涵意像火烙一樣燙疼了她的心。當初為了與丈夫爭奪孩子的監護權,她勇敢地走上法庭,這麼多年來她一直含辛茹苦地哺育著孩子,現在竟然被她「意中人」冷酷地指責為缺乏「母愛」……

  7月28日,喬治·桑改變了去巴黎的想法,提筆寫下了給弗雷德裡克的最後一封信:

  昨天我訂好了驛馬,儘管我自己病得不輕,天氣又糟糕透頂,我仍打算乘二輪輕便馬車上路。您的沉默使我非常不安,以至於我想到巴黎去一天詢問您的健康狀況。

  您在此期間一切都斟酌過了,而且您的答覆是十分平靜的。

  那就這樣吧,親愛的朋友,現在你就按你心裡想的去做吧,把本能當作良心之首吧。我對此十分理解。

  至於說到我的女兒,她的病不會比去年更令人不安。除此之外,不管是我的熱忱、關懷,還是命令、威嚇都無法阻止她像個病態的人那樣行事。

  她不好意思承認自己需要母愛,因為她討厭和中傷了它,並用卑鄙的語言玷污了母愛這一最神聖的行為和家庭。您喜歡聽這一切,甚至可能會相信這些。

  我不會進行這種鬥爭,它只能喚起我厭惡之感。我更樂於看到您轉向對手的一邊,而不是反對她,這個對手是從我的腹中墜地,並用我的奶水喂大的。

  如果您以為您應該為她作自我犧牲的話,那就請您多關照她吧。我不會對您有什麼抱怨的。但您會知道,我將以一個受委屈的母親的角色進行自衛,而且從此之後任何什麼東西也不能促使我放棄這種權威和尊嚴。我受騙上當、作犧牲品的時間太長了。

  我原諒您,而且將來也不會對您有什麼指責。因為您的表白是誠摯的,它使我略感驚訝,但如果您覺得這樣更自由一些、更方便一些,我將不會因這種看法離奇的轉變而憂傷。

  上帝保佑您,我的朋友,但願您能很快治癒自己所有的病痛。我相信,這種時刻現在就會到來的,我將為9年美好的友誼有這種奇妙的結局而感謝上帝。請不時給我來信談談有關您自己的消息。

  重新再談其它的已是徒然的了。

  喬治·桑

  顯然喬治·桑的自衛反擊是毫不留情的,信中的許多被激怒的氣話中也隱隱地透露出百般無奈的傷痛、委屈和怨恨。如果說這是一封絕交信,不如說是恨與愛交 織在一起的情書。她寫此信時,並沒有想到從此會同弗雷德裡克絕望地分手,她還希望能重新看到他,聆聽他的琴聲,倚靠在他的身邊……弗雷德裡克稱這封信的作 者「真是個才智橫溢的奇怪的生靈!她竟發起什麼狂來……」這主要是針對信中的一句話,「我更樂於看到您轉向對手的一邊,而不是反對她。」多疑的弗雷德裡克 卻將此解釋為,「把我宣佈為仇敵,似乎是因為我站在女婿一邊……」

  雙方都在火頭上,讓衝動的感情戰勝了理智,或者說雙方都像賭氣的頑固孩子,誰也不願認輸,誰也不願先說一個講和的字眼。都希望對方恢復冷靜,主動前來問安,然後才是諒解、擁抱、親吻。

  但這一切美好設想並沒有出現,時間在無情地流逝,漸漸地沖淡了雙方重續舊好的希望。

  弗雷德裡克聽說索朗芝到加斯科涅去找父親,路過諾昂時住了幾天,這使得他不由產生了一個新的念頭:也許索朗芝會把他寫給她的信上內容轉述給喬治·桑聽聽。但是索朗芝根本就沒有往這方面想。

  喬治·桑在寫給瑪爾裡亞妮伯爵夫人信中還傷心地說:「整整三個月,我沒有聽到他的消息了。」她還在天真地等待弗雷德裡克的回信。

  其實弗雷德裡克還真的寫了信,但又將信扔進了壁爐的火堆裡。

  他倆都背著沉重的十字架,無法向前邁出新的一步。歷史造就了天才的藝術家,但同時也賦予了他與她各自的心理缺陷。

  傲慢與謙讓、自私與慷慨、偏見與學識、固執與聰敏都無一例外地同時聚集在他與她的身上。

  人,真是一個奇妙的高級生靈。

  5. 一個句號

  1848年2月16日晚上,巴黎的寒冷氣候未能阻擋住前來聆聽音樂會的觀眾。國王路易·菲力浦和王后等人因宮中舉喪而未能光臨,他們的隨從人員卻出現了,手裡拿的是國王買的票。

  普雷耶爾大廳裡的300個座位都已坐滿了,各界顯赫人士和珠光寶氣的淑女、夫人都在悄悄地議論,中心話題是今晚音樂會的主角——弗雷德裡克的虛弱身體。

  儘管弗雷德裡克寫信給華沙的家人,堅持聲稱自己的身體很好,不必為他的健康擔心,但是各種消息仍然從他的學生和客人的嘴裡透露出來,並掩飾不住焦慮驚慌的神色。

  他已無法坐在鋼琴前教課,勉強支撐的辦法也只好躺在一旁的睡椅上。熱心的朋友邀請他去赴宴,在無法推辭的情況下,他不得不讓朋友把他抬到樓上。

  服用沾上鴉片汁的方糖也失去了往常神奇的減痛效果,只有琴聲響起時,才能幫助他度過難熬的病痛時光。

  有人親眼看見他的腰「彎得像一把打開一半的裁紙刀……他漸漸地沉浸到音樂中去了,這時他的身體才逐漸恢復正常的姿勢」。

  與喬治·桑的痛苦分手,加劇了他的病情惡化,不治之病的痼疾和心靈上的巨大創傷每時每刻都在殘酷地折磨著他。

  整個冬天裡,他孤身一人躲避在「奧爾良方場」的寓所裡,喬治·桑一家的住房早已退掉了。人去樓空,淒慘苦意的氣氛死死地鑲在他周圍。

  聖誕節前後的十幾天裡,他竟然是在時停時寫的信箋上熬過來的。

  在這封寫給家人的信裡,他像一個喃喃絮說的衰弱老婦人,零亂地敘述著喬治·桑及其兒女的情況和自己的回憶。

  最後他安慰家人,「這裡的冬天並不太冷。感冒的人很多,而我平時的咳嗽已經夠厲害的了,所以並不像你們怕霍亂那樣地怕感冒。我經常聞聞給我做順勢療法的香水瓶子……」

  好心的朋友不願再看到這位音樂天才苦苦忍受著痛楚的煎熬,也出自於對他琴聲的敬意,便勸他舉行一場公開演出,企望引起各界人士的關注,幫助他解脫目前的困境。

  這其中也許包含著向喬治·桑發出一個信息的意思,但也許恰恰相反,開音樂會本身就是對她的一種冷漠的指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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