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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〇


  這封信的作者是斯泰凡·維特維茨基,他的來信讓弗雷德裡克回想起在華沙小咖啡館裡與莫裡斯等人相聚的日子。

  「乾杯!」曾是莫裡斯向弗雷德裡克寄寓厚望的鏗鏘語言。現在他們在華沙拿起武器反抗侵略者,希望弗雷德裡克能為祖國的獨立和自由而奉獻自己的音樂才華。

  遠在華沙的維特維茨基雖然無法聽到弗雷德裡克的鋼琴聲,但他相信「波蘭人」這個平凡而偉大的名稱將會使弗雷德裡克明白生存的意義。

  雖然弗雷德裡克後來未能創作出維特維茨基所希望的偉大歌劇或者成為「波蘭民歌的奠基者」,但是他注重民族性的音樂創作已被歷史所證明,這正是他短暫一生所確立的崇高目標。

  華沙來的每一封信,弗雷德裡克都會驚喜萬分,他希望能瞭解到家鄉的所有變化。

  他不想對父母訴說自己的苦悶,總擔心他們會受不了,他只好說:

  「我很快活,什麼都不缺,玩得很痛快,任何時候都不是孤獨一人。」

  其實他已無法再忍受被維也納遺忘的冷遇,他想到巴黎去。早在1831年初,他就表示,「如果巴黎平靜下來的話,一個月後我將到那裡去。」

  他下決心要走了,各種繁瑣的手續卻又死皮賴臉地擋道,甚至他的護照竟然在維也納警察署裡神秘地「失蹤」一陣子。

  為了避免被懷疑想加入波蘭流亡組織(鼓動法國反對俄國),弗雷德裡克只好向俄國大使館(必須得到它的批准,才能延長在國外居留的期限)申請去倫敦,因此在他的護照上出現了「經由巴黎去倫敦」的准許字樣。

  於是一直到弗雷德裡克去世前,他還對巴黎的朋友感歎說:「我只是一個過路人。」因為巴黎大使館發給他的只是一張過境簽證。

  7月20日,弗雷德裡克終於踏上了去德國慕尼黑的馬車,與他同行的是波蘭同胞諾貝特·阿爾方斯·庫梅爾斯基(1801—1853)。

  庫梅爾斯基比弗雷德裡克大幾歲,在維也納完成了學業,還想外出繼續求學,他以後成了一位自然學家。弗雷德裡克正是意外地遇到他,才使隻身前往慕尼黑的孤獨心理暫時得到了緩解。

  馬車揚起了塵埃,將維也納漸漸地拋遠了。

  別了,維也納。

  3. 二重性的存在

  慕尼黑也不是弗雷德裡克心目中的天堂,在慕尼黑愛樂協會安排的日場音樂會上,他走上了舞臺,但沒有樂隊伴奏。他獨自沉浸在《E小調協奏曲》和《波蘭曲調大幻想曲》的優美旋律之中。

  在苦苦等到了父母寄來的匯款之後,弗雷德裡克孤身一人去斯圖加特,而庫梅爾斯基則坐上了去柏林的馬車。

  9月8日是一個加黑框的悲哀日子,華沙終於陷入於俄國人帶血的刺刀下。

  噩訊傳來後,弗雷德裡克驚呆了。他睡在斯圖加特一家旅館裡,城裡的鐘聲已敲過了子夜零點。

  他的腦子裡亂哄哄的,似乎聞到了華沙的血腥味,看到了火光沖天的故鄉。

  也許我的姐妹已遭這群放蕩無羈的惡棍——俄國佬的瘋狂蹂躪!帕斯凱維奇(俄國元帥,統率沙俄大軍攻佔華沙),來自莫吉廖夫的這條狗要奪取歐洲最早的君主們的首府?!俄國佬要成為世界的主宰?

  墳墓遭到了踐踏,成千的死屍堆滿了墓穴。他們燒毀了城市!!!唉,為什麼我連一個俄國佬也不能打死呢!

  哦,父親,你晚年等來的是這般欣慰!母親,受苦受難的溫存母親,你已經受了小女兒夭折(指1827年病死的14歲小女兒)的打擊,難道還要等著讓俄國佬踏著她的遺骨闖進來欺侮您?

  (康斯坦契婭)怎麼樣了?在哪兒?可憐的!可能落在俄國佬的手中!俄國佬猛烈地推撞她,掐她的脖子,正在折磨、殺害她!啊,我的親愛的,我在這裡是孤獨一人。到我這裡來吧,我替你擦乾眼淚,我用回憶過去來醫治今天的創傷。

  市郊被破壞、被焚毀了,雅希和維盧希一定在保衛戰中陣亡了。我似乎看見馬采爾被俘了,索溫斯基,這位正直的人落入這幫壞蛋的手中!

  唉,上帝啊!你還在!你還在,卻不去報仇雪恨!難道俄國佬的罪行你還沒有看夠嗎?

  他在日記上寫下了慘不忍睹的一幕幕,他被痛苦地折磨著。

  他在哭泣,他在痛恨,他的心在流血,他在絕望地呼喊:「以後怎麼辦呢?天哪,天哪!」

  身邊沒有一個親友,惟一與他作伴的就是鋼琴。

  琴聲輕柔地安撫著他的心靈創傷,痛苦、憂鬱、憤懣在黑白鍵上盡情地訴說。

  他現在才真正體驗到故鄉遭受災難的悲劇滋味,那是沙龍音樂永遠地無法表現的。祖國的利益高於一切,個人的喜哀悲樂則變得那麼渺小。

  他無法安心創作,雜亂紛飛的思緒一起湧上來,他憑著即興演奏的感覺,彈奏出了一個新的旋律,急促的鼓點式節奏、起伏跌宕的感情思潮,時而又轉入緩慢的悲哀行列中。

  突然,他停下彈奏,抓起筆飛快地記錄下剛才即興彈奏的每一個音符——著名的《C小調練習曲》,後來被稱為《革命進行曲》,記載了一個在異國他鄉的波蘭小夥子對永不屈服祖國的思念和讚美。

  有人認為這種激情之下的創作只是一個美麗傳說。其實拘泥於創作的具體時間、地點的煩瑣考證,往往忽視了這時弗雷德裡克正處於一生音樂創作的重要轉折時刻,即由原先「樂」的浪漫基調轉變為「悲」,優美柔和的主題逐漸展開,發展為嚴峻的音調,具有戲劇性力量的憂鬱之美。

  不過他以後的音樂創作有著明顯的二重性:

  一方面他有著為自由、民主祖國而戰的強烈愛國主義,他曾說:「倘若能夠的話,我要奏出所有能喚起茫然、激憤、狂怒情感的音調,為了哪怕是一鱗半爪地捉 摸出場的部隊(指波蘭國王楊·索別茨基三世,1624—1696,曾與土耳其人作戰,收復了許多領土而名震歐洲)所唱過的歌曲,這些歌曲的零零落落的回音 仍然在多瑙河畔某些地方繚繞不散。」

  另一方面他有時也討厭戴著假面具的社交場合,只有回到鋼琴前才能找到真正的感情。不過他那纖弱膽怯的心理卻時常需要有魅力的溫順的他人一雙手來安撫, 他是個缺乏獨立生活能力的弱者。一旦失去友情、愛情,他便會無法控制自己,陷入一個可怕的感情漩渦之中,傾述在鋼琴的黑白鍵上。

  音樂創作的本身就包涵著極為豐富的思想感情,如果沒有標題點明,很難將以上兩者區分開來。不過有「音樂耳朵」的聽眾仍然可以品味出其中的主旋律——作者內心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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