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如何弄垮巴林銀行的(8)_尼克·李森

八

　　在同摩根斯坦利銀行一樣，在巴林銀行，我仍然在期貨與期權清算部工作，但是九個月後，我就發現，在倫敦總部我是很難發展的。那時清算部裡由我負責向一個級別相當高的老闆彙報業務情況。借著這個工作機會，我留心觀察，明白了我至少要等上十年才能爬到他那麼高的位置。我對工作的興趣很快便消失殆盡，於是我提出了調動工作的要求。

　　巴林銀行在八〇年代獲得的一系列令人矚目的成績當中，最輝煌的一筆當數克裡斯托弗赫斯在日本創建從事股票交易的分部的做人業績。由於正逢日本股市開始大幅上揚，巴林銀行很快在該市場上佔領了一個非常有利的位置。在整個八〇年代，克裡斯托弗赫斯都算得上全英國薪俸最高的銀行家——其年薪高達三百萬英鎊左右。儘管人們並不清楚其準確的數字，但是卻都知道，他的年薪確實有那麼高。這些報酬全都來自他的遠東地區所做的交易。日本是他開始發展的地方，但是在其他亞秒（各國或地區，譬如香港、新加坡以及印尼，他都已開展了業務，做著巨額的交易，人們稱之為「老虎」經濟，因為在我們看來，遠東是個奇妙的地方，在那裡工作可以迅速致富，可以享用廉價冰涼的啤酒，還可能會有像詹姆斯龐德那樣的豔遇。

　　所以，我爭取到了到印尼工作的機會。但是到達雅加達之後，我很快就發現，巴林銀行的海外業務並不像傳聞說的那麼出色——那只是一種表像。在總部，我曾讀到過不少資料，誇讚它在遠東的業務手法新穎、經驗獨到、有極佳的顧客基礎等等，滿紙都是溢美之辭，而真實的情況都是：一團糟。在雅加達，巴林銀行甚至連一問辦公室都沒有。這裡的工作人員都在婆魯旁達飯店的一間客房的外面工作。巴林銀行擁有價值一億英鎊的股票，卻無法把它出售給客戶，因此也不能收取任何費用，因為股票的情況是一片混亂。而且，那些工作人員誰也不懂該如何讓一切變得秩序井然。他們只知道把那些票證隨意堆放到標準渣打銀行的地下室裡。我看到這些小山似的票證後——這些都是不記名債券，拿到這種債券的人可以馬上將它兌換成現金——我立即意識到，需要做的事情實在太多了。

　　克裡斯托弗或許已經拿到了他那高達三百萬英鎊的年薪，巴林銀行也因為成功地打入了亞洲市場而備受讚美，但是在這些虛華的外表下面，卻是巴林銀行資產負債表上的虧空已達一億英鎊的事實。如果審計師要求嚴格的話，他們完全可以認為巴林銀行負債過多，這樣巴林銀行便可能失去聚積資金的機會。如果真是這樣的話，那麼對巴林銀行的資產負債表上的比例就會嚴重失調，就會使巴林銀行的借貸能力大受限制。

　　在那間沒有窗戶、空氣稀薄有如地獄的房子裡，我整整花了十個月的時間，才把那些股票清理完畢，那是我生平做過的最艱難的一件事。巴林銀行的問題是它將一定的股票賣給投資者，又購入同樣數額的股票來維持平衡。但是它所拿到的票證卻與要買的票證不符。一九八九年股市下跌以來，當年認購了巴林銀行股票的投資者卻找出各種理由來拒絕付款。主要的幾條有「類別不對」、「票面設計俗不可耐」、「證明文件有問題」等等。這些理由全都是事實。

　　在那十個月裡，我每天都在堆成山的文件中開掘出一段短短的進山之路。我終於弄清了哪些銀行與巴林銀行有過業務往來，然後找出相應的票證和有關的證明文件。接著，我便四處奔走，向各家銀行索取報酬。在去各家銀行的路上，我都是步行的，手裡提著裝滿各種票證的帆布包。如果有人搶劫我的話，他們很容易就可以拿到價值數百萬英鎊的票證，並且可以馬上將它們兌換成現金，在印尼發行的票證全都是「不記名證券」，其作用如同普通支票。所以，不論流通到誰的手裡，它們的價值都是一樣的。我願意的話，我真可以帶著那些證券逃到南美去，如此，我這一輩子就可以不必工作了。

　　在到達雅加達之前，我在香港停留了一個月。儘管人人都說香港是個好地方，但是和雅加達比起來，我還是痛恨這座城市。在人人都愛去的「賽馬」酒吧，我見過一幫自以為是的經紀人、銀行家。這些人認為自己是上帝對全世界的饋贈。他們在酒吧裡誇誇其談、旁若無人。他們異常自負——自負得毫無道理。相比之下，雅加達太美妙了：這裡沒有那種以為自己生來就是為了統治這個世界、而其他人則應為他們賣命的前殖民主義者。這裡的酒吧裡只有玩彈子遊戲、喝啤酒、安安心心過日子的印尼人。

　　最初，巴林銀行曾告誡過我，離開飯店時一定要他們的司機蒂羅開著有空調的車來接我。這樣，我便不會有在步行被打劫或被謀殺的危險了。但是，我卻發現，在雅加達根本不存在這些危險。所以，我經常獨自出去晃蕩，就像我是在家鄉沃特福一樣。我常常在酒吧裡玩一種叫做「勝者上」的彈子遊戲，同那些和我一樣技藝高超的當地人在淩晨三點時一決高下，同時也決不肯輸給任何一個西方人。

　　在雅加達度過六個月後，巴林銀行給我派了三名助手。起初我對此並不在意，但是當我走進我們的地下工作室時，卻看到了一名美麗的金髮女郎。她正瞪大眼睛看著小山似的票證，顯然是太吃驚了。

　　「到底是派我們做什麼來了，」她問，「難道是叫我們把它們都燒了嗎？」

　　「我已經處理了一半了，」我告訴她說，「你真該看看我剛來時的情景。」

　　她名叫麗莎·西姆斯，在肯特郡長大，這是她第一次到國外工作，我一向自信能很好地掩飾自己的感情，但是麗莎卻真的讓我驚奇不已。

　　到一九九〇年聖誕節，我們已將巴林銀行的收支差降低到一千萬英鎊。審計師們也認為，巴林銀行的資產負債表已不必受這些債務的影響。當時高達一億英鎊的負債記錄也可以從電腦中刪除了。克裡斯托弗赫斯在獲得同樣成績後無疑得到了一百萬英鎊的報酬，但我和麗莎並不在意。無論如何，我們的工作卓越有成效，我們倆已經在熱戀之中。

　　一九九一年三月，我回到倫敦。從此，我被視作期貨與期權結算方面的專家。我有耐心、有毅力、又善於邏輯推理，所以我相信自己終能解決任何問題。我一直低著頭，我並不害怕別人向我提出一些最愚蠢的問題。但是，在巴林銀行的倫敦總部裡沒有人敢提出愚蠢的問題，以免當眾出醜。其實，在我看來，那些看似簡單、愚蠢的問題恰恰是最難回答、最讓人深感知識匱乏的問題。

　　一九九一年，我整整一年都在視察巴林銀行在歐洲和遠東的業務（差旅費自然由巴林銀行支付）。我陪著銀行負責發展的托尼·狄克作了一次環球旅行，四處尋找巴林銀行發展的新機會。我們到過法蘭克福，建議在這座城市裡設立辦事處，以便打入正在成長的歐洲市場。我們也到過香港和馬尼拉。下半年，我們抵達新加坡。

　　那時，巴林銀行已在新加坡國際金融交易所（SIMEX）佔有了一席之地，但是並沒有開展多少業務，巴林銀行新加坡分行擁有大約七十名員工，他們做著買賣在新加坡上市的股票、做市場調查、向客戶提供資金管理服務、銷售銀行辦公設備等工作，但他們不具備做期貨交易的能力。如果有客戶要求買賣期貨或期權，他們都另找其他的交易員。這樣，巴林銀行便失去了一筆筆傭金。托尼·狄克和我便建議他們充分利用在SIMEX裡的位置，並配備充足的人手，以便抓住良好的發展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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