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如何弄垮巴林銀行的(6)_尼克·李森

六

　　其時，我是在摩根斯坦利銀行工作。那是所有美國銀行中，最成功的銀行之一。我在期貨與期權結算部接受培訓。那時，我年僅二十，年收入已達二萬英鎊，不久前在沃特福市買下了我的第一間公寓。在我的朋友們看來，這些都是些令人難以置信的事情，因為在他們中間，大多數人都是建築工地的工人。他們之中有泥瓦匠、電工、管道工，還有一些人在商店工作。在搬進公寓的頭一天，我請朋友們聚會，卻發現自己並沒準備刀叉等餐具。於是我們去了一家印度餐館，在那裡享用了許許多多的「梵達露」。回家時，每個人口袋裡都裝了不少刀叉。真幸運，那不是家中國餐館；否則，我的廚房裡只能有筷子了，接下來是解決照明問題。有人從房子外面的大鐵箱裡揀來了一些舊燈泡，把它們全部接到了總線上。這些燈泡一明一暗，閃爍不定，就像迪斯科舞廳裡的霓虹燈一樣。

　　但是，在工作方面，我卻是全銀行職員們學習的模範——有誰在意我來自哪個階層，也無人知道我如何打發每一個週末。在銀行裡，我衣著得體，進步迅速，期貨與期權市場正快速發展，但是世界上只有極少的人明白其運行方式。在這個市場上，摩根斯坦利銀行是非常重要的一個投資者。它花費了大量的時間，培養了大量的後勤人員（包括我）來理清每一筆交易的情況；同時，也招聘了全球最出色的交易員，讓他們走進倫敦國際金融期貨交易所（LIFFE），為銀行服務。

　　我是一九八五年開始工作的。那年我十八歲，剛剛離開學校。不久，就加入了位於市區的考茨公司。那是一家能經常為女王服務的銀行。我在那裡工作了兩年。儘管每天有清算不完的支票，但我卻從來沒有遇到一張是查爾斯溫莎簽過名的。

　　事實上，儘管考茨公司聲名顯赫，它也面臨著許多銀行共有的問題：比如有人進行支票詐騙活動、有的婦女瞞著丈夫進行大額透支等等。我能在該公司任職是相當幸運的：工作後，我才知道，當時有三百多名畢業生申請這一職位，而公司只約見了其中兩人，最後將這份工作給了我。但是，在該公司工作的每一天，我只是把數不清的支票在偌大的辦公室裡四處堆放，然後再將它們包捆起來，放到某個巨大的儲藏室裡去——這裡的工作是越來越枯燥乏味了。

　　一九八七年七月的某一天，有位朋友告訴我摩根斯坦利銀行需要人手。我去應聘了，並且馬上就得到了一份工作。他們告訴我說，我可以到貨幣交易部門工作，替銀行清算所有的貨幣交易情況；也可以到期貨與期權部工作，清算更為複雜的交易情況。我選擇了後者。從那天起，我將來的生活就確定下來了。

　　每天上午，我都先坐火車到尤斯頓，再坐地鐵到牛津馬戲常我已遠離了家庭生活。在辦公室裡，我忙著處理各種清算問題。直到晚上六點左右。但是，很多時候，我要忙到晚上九點才能回家，在這種情況下，我一般都要在尤斯頓給家裡掛個電話，讓父親駕車到火車站來接我。到家後，父親去睡覺了，我則給各位朋友打電話，問問他們的情況。週末的娛樂也往往以這種形式開始。在西裝革履地工作一星期之後，星期五和星期六的晚上，我都會出去放鬆放鬆。摩根斯坦利銀行的其他職員肯定想像不出我還有那麼狂野的休閒方式。那天晚上，看完一場足球賽之後，我們一群人擠進一間迪斯科舞廳，然後，我們把衣服脫得精光。

　　我們站在舞廳的各個角落裡，輕輕鬆松地交談，就好像全身赤裸是天底下最自然不過的事情。我朋友史蒂弗有個非常可愛的習慣，每次看到他比較感興趣的女孩，他都會走上前去，將他的陽具從褲襠裡掏出來，把它輕輕放進女孩子手裡。在這間名叫「找回的天堂」的迪斯科舞廳裡，他又心癢難耐，向一個女孩做了這件事情。當時，那個女孩正高高興興地跟她的男朋友———位身材高大的黑人——說話。女孩的男朋友馬上警告史蒂弗說：「你給我馬上滾出去，否則我對你不客氣。」史蒂弗不為所動，仍然待在舞廳裡。正是這時候，我答應再去買一次啤酒，然後是，史蒂弗想跑過來把我拉開，而椅子早就砸在我身上了。史蒂弗的所作所為令人生氣，他確實該挨打，但是，我卻不怎麼認為就因為有了他這麼一個朋友，我就應該受那麼重的傷。

　　我母親去世時，她一定感到很幸福，因為當時她剛剛聽醫生說，儘管她已身患癌症，她至少還能活上十年。那天晚上，我們圍坐在她的床邊時，她還說，這樣的活，她就能親眼看著她所有的子女結婚生子，擁有幸福的小家庭，她告訴我們，醫生已向她保證，她會活著看到自己的孫子，儘管當時沙莉才十歲，維克多利亞也只有十三歲，母親卻相信，她會看著他們長大成人。那晚離開她的病房後，我們都心情振奮，慶倖她還能繼續愛護我們。她是這個家的精神支柱。是她的辛勞，才使我們有了健康的生命和幸福的生活。

　　過去，由於和我一起上學的朋友都有普林格牌羊毛衫，我也向母親要這種毛衣。結果，她就加了幾次班，賺到了足夠的錢，滿足了我的要求。小時候，我做的蠢事自然不止這一件。是母親使我認識到，我可以努力學習，也可以交很多朋友。那時候，我的同學大致分成兩派——一派學習刻苦，一派酷愛足球，而我則被兩派同時接納——這可是以前從未有過的事情，我甚至當上了負責維護紀律的級長。愛踢足球的那一派本來是極討厭級長的，但他們卻仍然認為我是他們之中的一員。要知道，這兩派可是死對頭埃而我之所以能和這兩派同時友好相處，這種自信來自我的母親——是她使我相信，只要付出努力，便自然會有收穫。

　　次日上午我在上班時，有個護士給我打了電話，讓我到醫院去。母親的病突然急劇惡化。

　　「今天下午去行嗎？」我問。

　　「不行。」護士回答。

　　她們的語氣非常堅決。我立即放下手頭所有的事情，坐地鐵到尤斯頓，然後又趕上火車，回到了沃特福。但是，為時已晚。我的母親已經離我們而去了。維克多利亞和沙莉蒼白的臉色告訴了我一切。母親已被送到太平間了，而我始終沒有勇氣去見她最後一面。我支撐著到殯儀館參加了她的葬禮，但是。

　　我一直沒有去過安葬她的骨灰的地方。我是受驚過度了。我想回去跟她說幾句話，和她告別，但是我一直沒有想出要說什麼話來說給她聽。我把這件事一再拖延。但同時，我對自己發誓——也是對母親發誓，我要承擔起照顧全家的任務。我要盡全力幫助幾位妹妹。

　　母親自給我的唯一的遺產是她使我清楚地認識到，我將取代她的位置，成為家庭的揀梁，從此我必須全力以赴，來養活整個家庭。她曾鼓勵我考好每一場考試；她曾幫助我打好向考茨公司求職的申請表。我在家時，她總是替我燙好襯衫、擦亮皮鞋。後來，我到了摩根斯坦利銀行。此時我清楚地認識到：從此以後，再也不可能有母親的幫助，我只能靠自己了，父親是幫不上什麼忙的，他一直不明白我在做什麼事情，也不明白我為何每天西裝筆挺到那麼老遠的城裡去上班，我弟弟和我是同時畢業的，他早就在建築工地上幫助父親和水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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