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盡的探索(54)_卡爾·波普爾

五四

　　我認為假定（1）和（2）對於達爾文主義是必不可少的（連向關於具有某些規律性的變化著的環境的一些假定）。下列論點（3）是我對論點（2）的想法。

　　（3）可以看出「保守」原則（a）和（d）與我所說的教條思維之間十分相似；而（b）和（c）與我所說的批判思維十分相似。

　　現在我要提出一些理由來說明為什麼我認為達爾文主義是形而上學的，是一個研究綱領。

　　達爾文主義是形而上學的，因為它是不可檢驗的。人們也許認為它是可檢驗的。它似乎斷言，如果我們在某個行星上發現有滿足條件（a）和（b）的生命，那麼（c）就會起作用，並且總有一天會造成豐富多彩的不同的類型。然而達爾文主義並沒有斷言那麼多。因為假定我們發現火星上的生命恰恰由三種細菌組成，並具有類似地球上三種細菌的遺傳結構，達爾文主義被反駁了嗎？一點也沒有。我們將說，這三個物種是許多突變型中唯一最適合於生存的類型。而且如果只有一個物種（或者沒有）我們也將會這樣說。因此達爾文主義實際上並不能預見變種的進化。所以它實際上不能說明這種進化。它充其量只能預見變種在「有利條件」下的進化。但是它幾乎不可能用一般的術語描述有利條件是什麼——只能描述在有利條件存在時將會出現的變種類型。

　　然而我認為我已經幾乎在它最好的狀態——幾乎在它最可檢驗的形式中看待這個理論了。人們也許會說，它「幾乎預見」了多種多樣的生命類型。在其他方面，它的預見力或說明力仍然是很令人失望的。以「適應」為例。乍一看來，自然選擇似乎是說明了它，並且確實以某種方式說明了它，但很難說是以科學的方式。說現在存活著的一個物種是適應它的環境的，事實上幾乎是同義反復。確實，我們是以這樣一種方式使用「適應」和「選擇」術語的，即我們可以說，如果物種不適應，它就會被自然選擇淘汰。同理，如果一個物種已被淘汰，那麼它必定是不適應條件。適應或適合被現代進化論者定義為生存價值，能夠用在生存中的實際成功來量度：幾乎沒有任何可能來檢驗這樣一個無力的理論。

　　然而這個理論是非常寶貴的。我不知道，沒有它我們的知識怎麼能夠增長，像自達爾文以來知識已經增長的那樣。在試圖說明比方說細菌變得適應青黴素的實驗時，很顯然自然選擇理論幫了我們很大的忙。雖然它是形而上學的，它對十分具體和十分實用的研究有許多啟發。它使我們能夠以理性的方式研究對新環境（例如沾染青黴素的環境）的適應：它提示適應機制的存在，它甚至使我們能夠詳細研究作用機制。它是迄今為止惟一能做到這一切的理論。

　　當然，這就是為什麼達爾文主義幾乎得到普遍接受的原因。它的適應理論是第一個令人信服的非有神論的理論；而有神論比公開承認失敗更壞，因為它造成了最終說明已經達到的印象。

　　可是達爾文主義在一定程度上也造成了同樣的印象，因此在這一點上它並不比有神論的適應觀點好得多；所以指出達爾文主義不是一種科學理論，而是一種形而上學理論是重要的。但是作為一種形而上學的研究綱領，它對科學的價值是非常大的，尤其是如果承認它可以批判、可以改進的話。

　　現在讓我們更深入一些看看如論點（1）和（2）所表述的達爾文主義研究綱領。

　　首先，雖然（2），即達爾文的進化論，沒有充分的說明力來說明地球上多種多樣生命類型的進化，但是它確定無疑地提示了這種進化，因而使人們注意了這種進化。並且它確定無疑地預見如果發生這樣一種進化，它將是漸進的。

　　非凡的漸進性的預見是重要的，它是直接從（2）（a）－（2）（c）引出的結論；而（a）和（b）以及至少由（c）所預見的突變的細小性，不僅得到實驗的充分支持，而且許多細節已為我們所知。

　　因此，從邏輯的觀點看，漸進性是這個理論的主要預見。（我認為它是這個理論的惟一預見。）此外只要活著的類型的遺傳基礎中的變化是漸進的，它們——至少「在原則上」——就可用這個理論來說明；因為這個理論預見到發生小的變化，每一個這種變化都歸因於突變。然而，「原則說明」同我們在物理學中所要求的說明類型是迥然不同的。我們能夠通過預測某次特定的天文中的食來說明它，但是我們不能預見或說明任何特定的進化改變（也許除了在一個物種內部基因群的某些變化外）；我們能夠說的一切是，如果它不是小的變化，就必定有一些中間的步驟——對研究是一個重要的提示：一個研究綱領。

　　此外，這個理論預見到偶然的突變，因而預見到偶然的變化。如果這個理論預示了某種「方向」，那麼正是返祖現象的突變將是比較頻繁的。因而我們可預期有漫步型的進化系列。（漫步型好比是一個人描繪的蹤跡，他每一步都要請教輪盤賭的旋輪以決定他下一步的方向。）

　　這裡引起一個重要的問題。漫步型在進化之樹上似乎不突出，這是怎麼回事？如果達爾文主義能夠說明有時被人稱為的「直向演化趨勢」，即向同一「方向」的進化變化系列（非漫步型），就能回答這個問題。許多思想家，例如薛定諤和瓦丁頓，尤其是艾利斯特·哈迪爵士，曾試圖給直向演化趨勢以達爾文主義說明，而我在斯賓塞講座的講演中也曾試圖這樣做。

　　我提出的可說明直向演化趨勢從而豐富達爾文主義的建議簡要地表述如下。

　　（A）我把外部的或環境的選擇壓力同內部的選擇壓力區分開。內部的選擇壓力來源於機體本身，並且我猜想最終來源於它的偏好（或「目的」），儘管這些偏好當然可隨外部的變化而變化。

　　（B）我假定有不同種類的基因，主要控制解剖結構的那些基因，我稱之為a基因；主要控制行為的那些基因，我稱之為b基因。中間的基因（包括那些具有混合功能的基因）我在這裡不予考慮（雖然它們似乎是存在的）。b基因又可以類似的方式進一步劃分為p基因（控制偏好或「目的」）和s基因（控制技能）。

　　我進一步假定，某些有機體在外部的選擇壓力下已經發展出一些基因，尤其是b基因，這些基因使機體能夠有一定的變異性。行為變異的範圍由於某種原因受遺傳的b結構控制，但是由於外部環境是變化的，b結構對行為的不太刻板的決定作用，結果是如同對遺傳性（就是說基因變異性的範圍）的不太刻板的遺傳決定作用一樣有成效（請參閱上述的（2）（d））。因此我們可以談到行為的「純行為的」變化，或行為的變異，意思是指在遺傳決定的範圍或全部組成內的非遺傳性變化；並且我們可以把它們同由遺傳固定或決定的行為變化加以對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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