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盡的探索(53)_卡爾·波普爾

五三

　　◎37．作為形而上學研究綱領的達爾文主義

　　我始終對進化論極感興趣，並且完全準備把進化作為事實來接受。我也曾被達爾文以及達爾文主義強烈地吸引住——儘管我對大多數進化論哲學家沒有深刻的印象，除了一個大哲學家以外，那就是塞繆爾·巴特勒。

　　我的《研究的邏輯》一書含有通過試探和排除錯誤，即通過達爾文的選擇而不是拉馬克的訓導而使知識成長的理論；這個論點（我在那本書中對此有所暗示）當然增加了我對進化論的興趣。我必須說的一些事情出自試圖利用我的方法論以及它與達爾文主義的類似來闡明達爾文的進化論。

　　《歷史決定論的貧困》包含了我聯繫進化論討論某些認識論問題的第一次簡略嘗試。我繼續研究了這些問題，當我後來發現我已達到十分類似薛定諤的一些結果時，我受到極大的鼓舞。

　　1961年我在牛津作赫伯特·斯賓塞紀念講演，題為「進化和知識之樹」。我認為，在這次講演中，我稍為超出了薛定諤的思想；並巳從此以後我進一步提出了我所認為的對達爾文理論的改進，然而嚴格地保持在與拉馬克主義相對立的達爾文主義範圍內——在與訓導相對立的自然選擇之內。

　　我又試圖在我的康普頓講座（1966）中闡明若干有聯繫的問題，例如達爾文主義的科學地位問題。我認為，達爾文主義與拉馬克主義的關係猶如：

　　演繹主義　　與　　歸納主義
　　選擇　　　　與　　反復訓導
　　批判性除錯　與　　辯護的關係。

　　上表右側的觀念在邏輯上是站不住腳的，這就確立了對達爾文主義（即左側）的一種邏輯說明：可把它描述為「幾乎是重言式的」，或可把它描述為應用邏輯——無論如何可描述為應用境況邏輯（正如我們以後會明白的那樣）。

　　從這個觀點出發，達爾文理論——在廣義上，是試探和排除錯誤理論——的科學地位問題就成為一個有意義的問題。我已得出這樣的結論：達爾文主義不是一個可檢驗的科學理論，而是一個形而上學研究綱領——一個供可檢驗的科學理論用的可能的框架。

　　然而不止如此。我還認為達爾文主義是我稱之為「境況邏輯」的一種應用。作為境況邏輯的達爾文主義可理解如下。

　　沒有一個世界，一個恒定性有限的框架，其中有變異性有限的實體。於是因變異而產生的某些實體（「適應」框架條件的那些實體）可以「生存」下來，而其他實體（與條件發生衝突的那些實體）就被淘汰掉。

　　除此以外，假定存在一種特殊的框架——一組也許罕見而高度獨特的條件，其中能有生命，或更明確地說，有自我複製的然而又可變異的物體。於是提供了這樣一種境況，其中試探和除錯的概念，或達爾文主義的概念，不僅成為可應用的，而且幾乎是邏輯上的必需。這並不是說不論是框架還是生命的起源都是必然的。也許有一種生命有可能存在的框架，但是在其中尚未發生導致生命的試探，或在其中導致生命的一切試探都被淘汰了。（後一種情況不只是一個可能性，而是可以在任何時候發生的：不止有一種途徑使地球上所有的生命遭到毀滅。）意思是說，如果產生允許生命存在的境況，如果有生命起源，那麼這整個境況使達爾文主義的概念成為一種境況邏輯的概念。

　　為了避免誤解，達爾文理論並不是在每一種可能的境況中都是有成效的；更確切地說，這是一種十分特殊的，也許甚至是一種獨一無二的境況。然而即使在沒有生命的境況中，達爾文的選擇說也能在一定程度上應用：相對穩定的原子核（在所說的境況中）比不穩定的原子核傾向于更豐富，化合物也是如此。

　　我並不認為達爾文主義能說明生命的起源。我認為十分可能的是，生命是如此極其不可幾，以致什麼主義也不能「說明」它為什麼起源；因為統計學說明最終必須有很高的概率才行。但是如果我們的高概率不過是那種低概率由於可利用的時間的無限才成為高概率（正如玻爾茨曼的「說明」中所說的，請參閱35節注以前的正文），那麼我們必不可忘記，用這種方法有可能「說明」幾乎一切事情。即使如此，我們也沒有足夠的理由猜想，任何這類說明可應用于生命的起源。但是這並不影響把達爾文主義看作境況邏輯，一旦認為生命及其框架構成我們的「境況」的話。

　　我認為除了說達爾文主義就是一個形而上學研究綱領外，對於它還有更多的話要說。確實，不管達爾文對其主義的表述中固有的重言性質，它與境況邏輯的十分類似可以解釋，它說明的巨大成功，也可以解釋迄今為止沒有嚴重的競爭者站出來這一事實。

　　如果把達爾文理論看作境況邏輯是可以接受的，那麼就可以說明我的知識成長理論和達爾文主義之間的驚人相似性：它們都是境況邏輯的實例。在對知識的自覺的科學態度——自覺的批判試驗性猜想，（通過批判它們）對這些猜想自覺造成選擇壓力——中，新的特殊的要素是描述性和論證性語言突現的結果；即其描述能夠加以批判的描述性語言突現的結果。

　　這樣一種語言的突現使我們在這裡又面臨一種高度不可幾的、可能是獨一無二的境況，也許像生命本身一樣不可幾。但是假使出現這種境況，體外知識通過猜想和反駁的自覺程序而成長的理論也就「幾乎」合乎邏輯地隨之而來：它成為境況的一部分，也成為達爾文主義的一部分。

　　至於達爾文理論本身，我現在必須說明，我把「達爾文主義」這個術語用於這個理論的現代形式，它有各種各樣的名稱，如「新達爾文主義」或（朱利安·赫胥黎稱之為）「現代的綜合」。它基本上由下列假定或猜想組成，我後面將要提到。

　　（1）地球上各種各樣的生命類型起源於很少幾種類型，也許甚至起源於單細胞：有一棵進化之樹，有一部進化史。

　　（2）有一種說明這種情況的進化理論。它主要由下列假說組成。

　　（a）遺傳：子代相當忠實地複製親代有機體。

　　（b）變異：有「小的」變異（也許還有其他變異）。最重要的變異是「偶然的」和可遺傳的突變。

　　（c）自然選擇：通過已有的各種機制淘汰不僅控制變異，而且控制整個遺傳物質。其中有些機制只允許「小的」突變得以傳播；「大的」突變（「有希望的怪物」）一般是致死的，因而被淘汰掉。

　　（d）變異性：雖然變異在某種意義上——各種競爭者的存在——由於明顯的理由先於選擇，但也很可能有這種情況：變異性——變異的範圍——是受自然選擇控制的，比如在變異的頻率和幅度方面。遺傳和變異的基因理論甚至可以承認有控制其他基因變異性的特殊基因。因此我們可以到達一個等級系統，甚或更為錯綜複雜的相互作用結構。（我們不必擔心錯綜複雜，因為人們知道錯綜複雜在那裡。例如，從一個自然選擇論者的觀點看來，我們必須假定像控制遺傳的遺傳密碼方法那樣的東西本身是選擇的早期產物，並且它是高度精緻的產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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