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盡的探索(42)_卡爾·波普爾

四二

　　◎28．初訪美國，會見愛因斯坦

　　1949年，我收到了去哈佛作威廉·詹姆士講座講演的邀請書。這導致我首次訪美，使我的生活有了很大的變化。當我讀到唐納德·威廉斯的極其出乎意外的邀請書時，我以為這是一個誤會：我想我之被邀請是以為我是約瑟夫·波普爾·林克烏斯。

　　我那時在做三件事：一系列論自然演繹的論文，概率的種種公理化，以及社會科學的方法論。惟一適合於作八次或十次講課的課程的是最後一個問題，於是我選擇講課的題目是「自然和社會的研究」。

　　1950年2月，我們乘船出發。在哈佛哲學系教師中我以前見過的只有奎因恩。我也遇見了C·I·劉易斯、唐納德·威廉斯以及莫頓·懷特。自從1936年以來我第一次又遇見了許多老朋友：數學家保爾·鮑向，赫爾伯特·費格爾、菲利普·弗朗克（他把我介紹給偉大的物理學家珀西·布裡奇曼，我很快同他成為朋友）、尤利葉斯·克拉夫特、理查德·馮·米塞斯、弗朗茨·烏爾巴赫、阿伯拉罕·瓦爾德以及維克多·韋斯科夫。我也第一次遇見了戈特弗裡德·馮·哈勃勒，我後來從哈耶克那兒獲悉，他顯然是對我的方法理論感興趣的第一位經濟學家；喬治·薩頓和科學史家I·伯納德·科恩以及哈佛校長詹姆斯·布裡安特·科南特。

　　我從一開始就喜歡美國，也許因為我對它曾抱有某種偏見。在1950年有一種自由、個性獨立的感覺，這種感覺在歐洲不存在，而且我認為甚至比我所知道的最自由的國家新西蘭還更為強烈。那時正值麥卡錫主義——現在一定程度上已被忘卻的反共十字軍戰士參議員約瑟夫·麥卡錫——興起之日，但根據一般氣氛來判斷，我認為這個正在到處引起提心吊膽的運動將會以失敗而告終。在我回到英國後，我同伯特蘭·羅素對此曾有過爭論。

　　我承認事情可能朝十分不同的方向發展。「這裡不可能發生」這個說法總是錯誤的，獨裁在哪裡都有可能發生。

　　愛因斯坦使我的訪問獲得最大、最持久的影響。我應邀去普林斯頓，在學術研討會上宣讀了一篇關於「量子物理學和古典物理學中的非決定論」的論文，那是篇幅更長的一篇論文的綱要。在討論時愛因斯坦說了幾句贊同的話，玻爾說得更詳細（直到只有我們倆留下來還繼續說），用著名的雙狹縫實驗論證說，量子物理學中的情況完全是新的，而且同古典物理學中的情況是不可比擬的。愛因斯坦和玻爾都來聽我的講演這一事實，我認為是我曾受到的最大的讚揚。

　　在我講話前我就同愛因斯坦見了面，第一次通過保羅·奧本海姆，我們待在他的屋子裡。雖然我最不願意浪費愛因斯坦的時間，他要我再來。我總共同他會面三次。我們談論的主要話題是非決定論。我試圖說服他放棄他的決定論，他的決定論總起來說是這樣一種觀點：世界是四維的巴門尼德式的積木式的宇宙，其中變化只是一種人的幻覺，或非常接近於人的幻覺。（他同意這曾是他的觀點，在討論這種觀點時我稱他為「巴門尼德」。）我論證說，如果人們或其他有機體能夠經驗到變化和時間上的真正持續，那麼這是實在的。

　　用某種意義上是並存的時間片段在我們的意識中先後浮現的理論來把它解釋過去是不可能的，因為這種「在意識中浮現」恰恰同理論企圖解釋過去的變化的持續具有同樣的性質。我也援引一些明顯的生物學論據：生命的進化，有機體尤其是高等動物的行為方式，實際上不可能根據把時間解釋為仿佛它是另一（各向異性的）空間坐標的任何理論來理解。畢竟我們並不經驗到空間坐標。這是因為它們根本不存在：我們必須當心不要把它們當作實體，它們幾乎完全是任意的結構。那麼為什麼我們應該把時間坐標——固然是適合於我們慣性系統的坐標——看作不僅是實在的，而且是絕對的，即不可改變的，不受我們能做的任何事情的影響（除了改變我們的運動狀態外）呢？

　　我認為時間和變化的實在性是實在論的關鍵。（我現在仍然認為如此，實在論的某些唯心主義對手如薛定諤和哥德爾也曾認為如此。）

　　當我訪問愛因斯坦時，施爾普的「在世哲學家文庫」的《愛因斯坦》卷剛剛出版；這一卷有一篇哥德爾的現已著名的論文，他在反對時間和變化的實在性時利用了愛因斯坦狹義和廣義相對論的論據。愛因斯坦在這卷中出來強烈支持實在論。他明顯不同意哥德爾的唯心主義；他在答覆中提出，哥德爾對宇宙方程式的解必須「根據物理學的理由加以排除」。

　　當時，我試圖盡可能強有力地向愛因斯坦-巴門尼德介紹我的信念：反對任何唯心主義時間觀的立場必須鮮明。我也試圖表明儘管唯心主義觀點同決定論和非決定論都是相容的，支持「開放的」宇宙的立場應該鮮明——在這個宇宙中未來決不包含在過去和現在之內，即使他們對它施加種種嚴格的限制。我論證說，我們不應被我們的理論弄得轉了向而太輕易地放棄常識。愛因斯坦明確表示他不想放棄實在論（對於實在論，最有力的論據是建立在常識的基礎上的），儘管我認為他像我一樣準備承認我們也許有一天會被迫放棄它，如果有十分有力的論據（比方說哥德爾式的論據）引致反對它的話。所以我論證說，關於時間，還有關於非決定論（即物理學的不完備性）的情況，與關於實在論的情況恰恰相似。我訴諸他自己用神話術語表達事情的方式說道：如果上帝想一開始就把一切事物塞進世界中，上帝就創造了一個沒有變化、沒有有機體和進化以及沒有人和人的變化的經驗的世界。但是上帝似乎考慮到一個產生連上帝自己都意料不到的事件的活宇宙比一個死宇宙有趣得多。

　　我也試圖使愛因斯坦明白，這樣一種觀點並不擾亂他對玻爾的主張（認為量子力學是完備的）的批判態度；反之，正是這種觀點提出我們總有可能把我們的問題進一步推進，而科學一般地說很可能原來是不完備的（在某種意義上）。

　　因為我們總有可能繼續問為什麼的問題。雖然牛頓相信他的理論是真理，他並不認為它提供了最後的說明，並且他試圖對超距作用提出神學說明。萊布尼茲並不認為機械推力（在成為零的距離起作用）是最後的，他要求用斥力來說明；這種說明後來由物質的電理論提供了。說明總是不完備的，我們總有可能提出另一個為什麼的問題。而新的為什麼問題可導致一個新理論，新理論不僅「說明」舊理論，而且糾正它。

　　這就是為什麼物理學的進化可能是一個校正和更好的接近的無窮過程。而且即使有朝一日我們達到一個我們的理論不再接受校正的階段（由於它們完全是真的），它們也仍然不會是完備的——而且我們會知道這一點。因為哥德爾的著名的不完備性定理會起作用：鑒於物理學的數學背景，為了回答在任何給定的（形式化的）理論中未能解決的問題，充其量需要無窮系列的這類真的理論。

　　這樣的考慮並不證明：客觀物理世界是不完備的或不確定的，它們僅僅表明我們的努力本質上的不完備性。但是，它們也表明科學幾乎不可能（如果有可能的話）達到一個階段，它有可能對物理世界是決定論的這個觀點提供真正的支持。那麼，為什麼我們不應該接受常識的裁決呢——至少在這些論據已被推翻以前？

　　這就是我試圖用來改變愛因斯坦－巴門尼德想法的論據的實質。此外，我們又更為扼要地討論了像操作主義、實證主義和實證主義者及其對形而上學的莫名其妙的恐懼、證實與否證的對立、可否證性以及簡單性等一些問題。我驚異地得悉：愛因斯坦認為我關於簡單性的意見（在《研究的邏輯》中）已被普遍接受，因此現在每個人都知道，更為簡單的理論是可取的，由於它有更大的排除可能事態的能力，即由於它的更好的可檢驗性。

　　我們討論的另一個話題是玻爾和互補性——在玻爾前一天討論會上發言以後這是一個不可避免的話題。愛因斯坦用盡可能強有力的措詞重複了他在施爾普編輯的《愛因斯坦》卷中已經表示的意見：儘管他作了最大的努力，他還是不能理解玻爾的互補性是什麼意思。

　　我也記起了愛因斯坦從一個物理學家的觀點對原子彈理論淺薄的尖刻評論，考慮到盧瑟福曾認為利用原子能是不可能的，我認為這有點過分。也許這些評論有點帶上他不喜歡炸彈的色彩，而一切都與這種不喜歡有關，但無疑他是說了算數的，無疑他基本上是對的。

　　很難表達對愛因斯坦個性的印象。也許可以這樣說：同他在一起感到很自在。不能不信任他，不能不無保留地信賴他的直率、他的和藹、他的強判斷力。他的智慧以及他的幾乎是兒童般的天真。這樣超凡出世的一個人不僅活著，而且得到正確評價，受到極大尊敬，這對於我們的世界、對於美國還是說明了一點問題的。

　　在我訪問普林斯頓期間，我又再一次同庫爾特·哥德爾會面，並同他討論了他在《愛因斯坦》卷中的論文以及他的不完備性定理對物理學可能產生的意義的某些方面。

　　正是在我首次訪美之後我們才遷居白金漢郡的潘恩的，那時它是一個安靜而美麗的小地方。在這裡我可以比以前做更多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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