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盡的探索(41)_卡爾·波普爾

四一

　　◎27．在英國的早期工作

　　雖然我已經知道遺憾的悲哀是每個人都有份的，但我並不認為我回到英國以來我作為一個哲學家有過不愉快的時刻。我勤奮工作，常常深深陷入不可解決的困難，但是我在發現新問題時。同這些問題搏鬥時、取得進展時最為高興。因此我認為，這就是最好的生活。在我看來這比僅僅苦思冥想（且不說神授的自我沉思）要好得多，而亞裡士多德認為這種苦思冥想是最好的。這是一種完全不平靜的生活，但是它是高度自滿自足的——柏拉圖意義上的自滿自足（autark），儘管生活當然不可能是完全自滿自足的。我的妻子和我都不喜歡住在倫敦，而自從我們在1950年遷往白金漢郡的潘恩後，我想我是我所見到過的最幸福的哲學家。

　　這對我學術上的發展絕不是無關的，因為它大大地有助於我的工作。但這裡也有某種反饋作用：幸福的許多重要源泉之一是各處看看我們生活於其中的不可思議的世界的新面貌，以及我們在這個世界中不可思議的作用。

　　在我們遷居白金漢郡以前，我的主要工作是研究「自然演繹」。我在新西蘭就開始這項工作，在新西蘭我的邏輯課上有位學生叫彼得·蒙茲（現為維多利亞大學歷史教授），他的理解力很強，他卓越地獨立地提出一個論據，對我有很大鼓勵。（他不記得這件事了。）在我回到英國後，我對集合論家保爾·貝爾奈斯，並且有一次對伯特蘭·羅素談了關於自然演繹的問題。（塔爾斯基沒有興趣，我可以理解，因為他腦子中有更重要的想法；但埃弗特·貝斯對此真感興趣。）這是一個非常基本的而且又是優美得令人驚異的理論——比我以前知道的邏輯理論優美而對稱得多。

　　引起這些研究的一般興趣來自塔爾斯基的論文「論邏輯推斷的概念」，我聽過他1935年秋天在巴黎的一次大會上宣讀這篇論文。這篇論文，尤其在其中提出的疑問，使我產生兩個問題：（1）用真理或可推演性，即真理的傳遞和謬誤的再傳遞，來表述邏輯有多大可能？（2）把對象語言的邏輯常項表徵為其功能可用可推演性（真理傳遞）完全描述的符號有多大可能？從這些問題和從我許多次解決這些問題的嘗試中又產生出許多其他問題。然而在最後，經過多年努力，當我發現我已經犯了一個錯誤時我就放棄了，儘管這個錯誤並不嚴重，儘管在修正這個錯誤時我得到了一些有意義的結果。然而我從未發表過這些結果。

　　1946年，我同弗裡茨·韋斯曼去荷蘭，應邀出席國際符號學學會大會。這是延續數年之久的同荷蘭密切聯繫的開端。（在此以前物理學家J·克萊到英國訪問過我，他讀了我的《研究的邏輯》，我同他許多觀點是相同的。）正是在這種場合我第一次會見布勞威爾——對數學作直覺主義詮釋的創始人，以及他最得意的門徒海丁、心理學家和方法論家A·D·德·格羅特，以及尤斯圖斯和赫爾曼·梅耶弟兄。尤斯圖斯對我的《開放社會》十分感興趣，幾乎馬上開始譯為荷蘭文，這是該書的第一個譯本。

　　1949年，我當上了倫敦大學邏輯和科學方法教授。也許是對此致謝，我常常在開始作科學方法講演時說明為什麼這個科目是不存在的——甚至比其他不存在的科目更為如此。（然而我不在講演中多次重複，我從不第二次使用一組講演的按語。）

　　在英國早期我求教最多的人是貢布裡希、哈耶克、梅多沃和羅賓斯——他們都不是哲學家；還有梯倫斯·哈琴森，他非常透徹地寫過經濟學方法。但在那些日子我損失最大的是我未能同一位物理學家詳細交談，儘管我在倫敦又一次同薛定諤會面，並且有機會同阿瑟·馬爾赫在阿爾普巴赫的梯羅爾見面，同泡利在蘇黎世見面。

學達書庫(xuod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