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盡的探索(40)_卡爾·波普爾

四〇

　　◎26．英國：在倫敦經濟和政治學院

　　當我們離開新西蘭時，到處仍是戰時環境，我們的船奉命繞合恩角航行。這是美麗得難以置信、難以忘懷的景色。1946年初我們到達英國，我開始在倫敦經濟學院工作。

　　倫敦經濟學院在戰爭剛剛結束的那些日子中是一個不可思議的機構。學院小得全體教職員彼此都認識。教職員雖然少，但都是卓越的，學生也是如此。許多學生——班級比我後來在倫敦經濟學院的大——熱情、成熟、鑒賞力極高。他們對教師是一個挑戰。在這些學生中，有一位前皇家誨軍的正規軍官約翰·沃特金斯，現在是我在倫敦經濟學院的繼承人。

　　我從新西蘭帶回來許多留待解決的問題，部分是純邏輯的，部分是方法問題，包括社會科學方法；而現在我是在一所社會科學學校中，我感到要求我——暫時——優先考慮社會科學方法問題，而不是自然科學方法問題。然而社會科學從來不曾對我有如同理論自然科學那樣的吸引力。事實上，對我有吸引力的惟一理論社會科學是經濟學。但是像我以前的許多人一樣，使我感興趣的是從它們的方法的觀點來比較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這在某種程度上是在《貧困》中已做的工作的繼續。

　　我在《貧困》中已討論的一個思想是預見對被預見事件的影響。我把它稱之為「俄狄浦斯效應」，因為神諭在導致實現其預言的一連串事件中起最重要的作用。（這也是針對心理分析學家提出的，很奇怪他們看不見這有趣的事實，雖然弗洛伊德本人也承認病人做的夢本身往往帶有心理分析學家理論的色彩。弗洛伊德稱它們為「強制性夢境」。）我一度認為俄狄浦斯效應的存在把社會科學與自然科學區分了開來。但在生物學中——甚至在分子生物學中——期望在引起被期望的東西中往往也起作用。無論如何，我對這個效應可作為社會科學與自然科學之間區分的標誌這種想法作了反駁，這是我的論文《量子物理學和經典物理學中的非決定論》的萌芽。

　　然而這需要時間。在我回到歐洲後的第一篇論文是由於非常好心地邀請我一個專題學術討論會（1946年7月亞裡士多德學會和心研究協會在曼徹斯特舉行聯合會議）上的發言而產生的：「為什麼邏輯和算術的演算可應用於實在？」。這是一個有趣的聚會，我受到英國哲學家，尤其是賴爾非常友好的接待，而且他們有很大的興趣。事實上，我的《開放社會》在英國受歡迎的程度遠超出我的預料以外；甚至一位不喜歡這本書的柏拉圖主義者也評論這本書「思想豐富」，說「幾乎每一個句子都要讓我們想一想」——這當然比輕易的贊同更使我高興。

　　然而無庸置疑，我的思想方法。我的興趣以及我的問題，同許多英國哲學家是完全情不投、意不合的。為什麼會這樣我不知道。在某些場合，也許是我對科學的興趣；在其他場合，也許是我對實證主義、對語言哲學的批判態度。這使我同維特根斯坦發生了衝突，對於這場衝突我聽到過各種各樣荒謬的報告。

　　在1946－1947學年初，我接到劍橋道德科學俱樂部幹事的邀請書，我被邀請宣讀一篇關於「哲學困惑」的論文。當然很清楚，這是維特根斯坦的提法，在這種提法後面是維特根斯坦的哲學論點：哲學中沒有真正的問題，只有語言上的困惑。因為這個論點是我最討厭的，我決定談談「有哲學問題嗎？」。我在論文（1946年10月26日在國王學院R·B·布雷恩懷特的房間裡宣讀）開頭，對幹事邀請我宣讀一篇「談談某個哲學困惑」的論文表示驚訝；我指出不管是誰寫的邀請書，他通過暗中否認哲學問題的存在，不知不覺地在一個真正的哲學問題引起的爭端上站到了一邊去。

　　我毋需說，這不過是我的論題的一個挑戰性的、並且有點輕鬆愉快的開場白。但是正是由於這一點，維特根斯坦跳起來大聲地並且我認為是憤怒地說：「幹事所做的正是我告訴他要做的。他按照我的指示辦事。」我毫不理睬，繼續說下去；但是至少聽眾中某些維特根斯坦的敬慕者終於注意到了這一點，結果也把我的評論（一句笑話）當作是對幹事的嚴重抱怨。可憐的幹事本人也這樣，正如會議記錄本表明的那樣，他在其中記錄了事情經過，並加上一條腳注：「這是俱樂部的邀請方式。」

　　然而我繼續往下說，如果我認為沒有真正的哲學問題，我就肯定不是一個哲學家；而事實是，許多人，或許是所有的人，不假思索地對許多或許所有哲學問題採取了靠不住的解決辦法，而這些問題為成為一個哲學家提供了惟一的證明。維特根斯坦又跳起來打斷我，大談困惑和不存在哲學問題。在一個我認為合適的時刻，我打斷了他，提出了一份我已準備好的哲學問題清單，例如：我們通過我們的感覺認識事物嗎？我們通過歸納獲得我們的知識嗎？維特根斯坦把這些問題作為邏輯問題而不是哲學問題加以排除。於是我提到是否存在潛在的甚或實際的無限的問題，他把它作為數學問題排除了。（這個排除已寫進會議記錄。）於是我提到道德問題以及道德準則的有效性問題。這時維特根斯坦正坐在火爐旁，神經質地擺弄著火鉗，有時用火鉗作教鞭強調他的主張，這時他向我挑戰說：「舉一個道德準則的例子！」我回答說：「不要用火鉗威脅應邀訪問的講演人。」維特根斯坦頓時在盛怒之下扔掉火鉗，沖出房間，呼地一聲把門關上。

　　我實在十分遺憾。我承認我去劍橋希望激起維特根斯坦來捍衛沒有真正哲學問題這個觀點，並在這個爭論問題上同他辯論。但是我決沒有想要使他生氣，並且發現他不能忍受一句笑話使我很詫異。只是後來我才認識到他大概的確認為我在開玩笑，正是這一點冒犯了他。但是雖然我想輕鬆地處理我的問題，可我是認真的——也許比維特根斯坦本人更認真，因為畢竟他不相信有真正的哲學問題。

　　在維特根斯坦離開後，我們進行了十分愉快的討論，討論中伯特蘭·羅素是主要發言人。而後來佈雷思懷特誇獎（也許是可疑的誇獎）我說，我是惟一能夠用維特根斯坦打斷別人的方式打斷他的人。

　　次日，在去倫敦的火車上，我所在的車廂裡有兩個大學生面對面坐著，男孩看著一本書，女孩看著一本左翼雜誌。突然女孩問道：「卡爾·波普爾是誰？」男孩回答說：「從沒有聽說過他。」名聲就不過如此。（後來我發現，這本雜誌有一篇抨擊《開放社會》的文章。）

　　道德科學俱樂部的會議幾乎馬上成為妄加猜測的傳說的題材。在短得令人驚訝的時間內，我收到了從新西蘭寄來的一封信，問我維特根斯坦和我用火鉗打了起來是否是真的。離家越近，傳說的誇張程度就越小，不那麼誇張。

　　事件的發生部分是由於我的習慣，只要我應邀在某個地方發言，就試圖發展我的觀點的一些推斷，我預期我的那些觀點對於特定的聽眾是不能接受的。因為我認為作一次講演的惟一理由是：引起異議。這是講演能夠比印成文字更好的惟一方面。這就是我為什麼選擇我講的話題。此外，同維特根斯坦的爭論涉及到一些根本原理。

　　我主張有哲學問題，並且甚至我已解決了一些。然而正如我在別處已寫過的那樣，「急需的是對一個古老的哲學問題有一個簡單明瞭的解決辦法。」許多哲學家，尤其是維特根斯坦派的觀點是：如果一個問題是可以解決的，它就不可能是哲學問題。當然還有其他方法擺脫一個問題已經解決的流言蜚語。人們可以說，所有這一切都已老掉牙了；或者說它留下的真正問題沒有觸及。畢竟可以肯定，這種解決必定是錯誤的，不是嗎？（我準備承認這樣一種態度往往比過分的同意更有價值。）

　　在那些日子裡，我發現難以理解的一件事是英國哲學家們向非實在論認識論調情的傾向：現象主義、實證主義、貝克萊或休謨或馬赫的唯心主義（「中立一元論」）、感覺論、實用主義——這些哲學玩意兒在那時仍然比實在論更為流行。在持續六年的殘酷戰爭以後，這種態度是令人驚異的，並且我承認我認為這種態度是有點「過時的」（用一個歷史決定論的詞來說）。因此1946－1947年我應邀去牛津宣讀一篇論文時，我宣讀的論文題為「對現象主義、實證主義、唯心主義和主觀主義的反駁」。在討論中為我抨擊的這些觀點所作的辯護如此軟弱無力，以致沒有留下什麼印象。然而這次勝利（如果有的話）的果實由日常語言哲學家摘取了，因為語言哲學馬上來支持常識。確實，我認為語言哲學之堅持常識和實在論的努力是日常語言哲學最好的方面。但常識儘管往往是正確的（尤其是在它的實在論方面），也不總是正確的。僅當常識有錯誤時，事情才真正有意義。恰恰是這些場合表明我們亟需啟蒙。也正是在這些場合，日常語言的用法並不能幫助我們。換言之，日常語言以及同它一起的日常語言哲學是保守的。但在智力（也許與藝術或政治相對而言）問題上，沒有比保守主義更缺乏創造性、更陳腐不堪的了。

　　我認為吉爾伯特·賴爾非常清楚地表述了這一切：「人的理性並非在於他對原則問題毫無異議，而在於從來不是毫無異議；不在於固守馳名天下的公理，而在於不把任何東西視為理所當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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