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盡的探索(37)_卡爾·波普爾

三七

　　◎24．《開放社會》和《歷史決定論的貧困》

　　起初，我只是想詳細闡述我在哈耶克學術研討會上的講話，並把它譯為可發表的英文（講話最初是在布魯塞爾我的朋友阿爾弗雷德·布勞恩塔爾家中用德語發表的），更為周密地證明「歷史決定論」如何激勵法西斯主義。我看到已完成的論文清楚地擺在面前：頗為冗長，但是合併為一篇當然更容易發表。

　　我的主要困難是用可以接受的英文來寫這篇論文。早先我已寫了一些，但是語言上很糟。我在《研究的邏輯》中的德文文風對於德國讀者來說，是輕快得體的；但是我發現英國的寫作標準是全然不同的，比德國標準高得多。例如沒有一個德國讀者會計較多音節詞。在英語中，人們必須學會避免多音節詞。但是如果人們仍然在為避免最簡單的錯誤而鬥爭，那麼更高的目標就更加遙遠得多了，不管人們多麼贊許這些目標。

　　我想，《歷史決定論的貧困》是我的著作中最為煩瑣乏味的一篇。此外，在我寫了10節形成第一章以後，我的整個計劃打亂了：第10節是本質論，這使我的朋友如此困惑，以致我得將它加以詳盡闡述，從這種詳盡闡述以及我對柏拉圖《理想國》的極權主義傾向所作的一些評論——連我的朋友（尤其是亨利·丹·布羅德海德和瑪格麗特·多爾齊爾）也認為這些評論晦澀難懂——中，既沒有任何計劃又與一切計劃相反，發展出或探索出一個真正意想不到的結果：《開放社會》。在它開始成形以後我就把它從《貧困》中分離出來，並把《貧困》縮減到它多少是原來設想的內容。

　　還有一個次要的因素促成了《開放社會》：我被有關希臘哲學中的「一和多」的一些考試問題的蒙昧主義所激怒，並且我要把與這些形而上學思想有聯繫的政治傾向公開化。

　　在《開放社會》脫離《貧困》後，我接著完成了《貧困》的頭三章。第四章直到那時還只有一個梗概（一點也沒有討論我後來所稱的「境況邏輯」），我想只是在《開放社會》的柏拉圖卷的第一次草稿寫畢以後才完成了第四章的。

　　無疑，部分是由於我思想中的內在發展，這些著作才以這種有點混亂的方式寫作的，但我想部分也是由於希特勒－斯大林條約和戰爭的真正爆發，以及由於戰爭的奇怪進程所致。像每個人一樣，我擔心在法國陷落以後，希特勒會侵入英國。當他轉而侵入俄國時我松了一口氣，但又怕俄國會垮臺。然而正如丘吉爾在他的論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書中所說的，戰爭沒有贏家只有輸家，第二次世界大戰因希特勒坦克攻入俄國和日本轟炸珍珠港輸掉了。

　　《貧困》和《開放社會》是我為戰爭而作的努力。我認為自由又可能成為一個中心問題，尤其是在歷史決定論的影響重新復活和大規模「規劃」（或「統制主義」）的思想之下；因而這些書意味著反對極權主義的和獨裁主義的思想以保衛自由，以及作為防止迷信歷史決定論的危險的警告。這兩本書，尤其是《開放社會》（無疑是更重要的一本書），可以說是關於政治哲學的書。

　　這兩本書都是從《研究的邏輯》的知識理論中發展出來的，從我的這種信念中發展出來的：我們在知識理論及其中心問題（「我們能知道什麼？」「我們的知識在多大程度上是確定無疑的？」）上往往不自覺的觀點，對於我們對待自己和對待政治的態度是決定性的。

　　在《研究的邏輯》中我試圖表明，我們的知識通過試驗和排除錯誤而成長，在知識的前科學成長與它的科學成長之間的主要區別是，在科學水平上我們自覺地搜索錯誤：自覺採取批判方法成為成長的主要工具。大概在那時我就清楚地意識到批判方法——或批判法——一般地說乃是搜索困難或矛盾以及對它們的試驗性解決，而實行這種方法的可以遠不限於以批判性檢驗為特徵的科學。因為我寫道：「在這一著作中我已把解決矛盾的批判方法——或者『辯證方法』，如果你願意這樣說的話——降為第二位，因為我關心的已是努力發展我的觀點的實用方法論方面了。我在一部尚未發表的著作中已經試圖採取這種批判路線……」（指的是《兩個基本問題》。）

　　在《開放社會》中我強調，儘管批判方法要盡可能地利用檢驗，並且更可取的是利用實際的檢驗，但可以把它概括為我所描述的批判態度或理性態度。我論證說，「理性」和「理智」的最好意義是對批判開放——準備接受批判，渴望自我批判；並且，我試圖論證這種理性的批判態度應該盡可能地加以擴展。我建議可把這種盡可能地擴展批判態度的要求稱為「批判理性主義」，這個建議後來得到艾德麗安·科赫和漢斯·阿爾伯特的贊同。

　　在這種態度中含有以下認識：我們總不得不生活在一個不完善的社會中。之所以如此，不僅是因為即使十分善良的人也不是十全十美的；顯然也不僅是因為我們知道得不夠因而常常犯錯誤。比這些原因更重要的是這一事實：在社會中始終存在著不可解決的價值衝突，有許多道德問題因為道德原則衝突而不可解決。

　　不可能有沒有衝突的人類社會：沒有衝突的社會不是友好社會而是螞蟻社會，即使這種社會可以達到，達到後也會破壞具有最重大意義的人類價值，因此這些價值會阻止我們試圖去實現這種社會。另一方面，我們肯定應該減少衝突。因此我們在這裡已經有了一個價值衝突或原則衝突的例子。這個例子也表明價值衝突和原則衝突是有價值的，並且對於一個開放社會實際上是不可或缺的。

　　《開放社會》的主要論據之一是旨在反對道德相對主義。道德價值或道德原則可以發生衝突這一事實並不使這些論據歸於無效。可以發現甚至發明道德價值或道德原則。它們可與一定的境況有關，而與其他境況無關。它們對於一些人可以接受，對於另一些人則不能接受。但是所有這一切與相對主義是迥然不同的，就是說，不同於那種可為任何一套價值作辯護的學說。

　　在我的這本學術思想自傳中，《開放社會》中的其他許多哲學思想（有些與哲學史有關，其他與歷史哲學有關）實際上應該提及——確實應該比這裡能討論的更多地提及。其中有第一次相當詳盡地論述的反本質論觀點，我認為這是既非唯名論又非觀測主義的反本質論的第一次陳述。與這種論述有聯繫的是，《開放社會》含有對維特根斯坦《邏輯哲學論》的某種批判，這種批判幾乎完全被維特根斯坦的評注者忽視了。

　　在類似的背景下我又寫了論邏輯悖論，並且表述了一些新的悖論。我也討論了這些悖論同民主悖論（這個討論已引出了大量文獻）和更一般的主權悖論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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