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盡的探索(36)_卡爾·波普爾

三六

　　◎23．在新西蘭的早期工作

　　在去新西蘭以前，我在英國待了總共約九個月，這是一次啟示和感悟。人民誠實正直、彬彬有禮以及他們強烈的政治責任感，給我留下了極深的印象。但是甚至我遇見的大學教師都對希特勒的德國一無所知，並且癡心妄想十分普遍。當對國際聯盟的普遍忠誠破壞了霍爾－賴伐爾計劃（這個計劃也許本來會阻止墨索里尼同希特勒聯合）時，我在倫敦；當希特勒進入萊茵蘭地帶（一個為高漲的英國輿論支持的行動）時，我在那裡。我也聽到內維爾·張伯倫發言支持重整軍備的預算，我試圖用這種想法安慰自己：他只不過是財政大臣，因此他並沒有實際需要來理解武裝起來反對什麼，或這一切是多麼迫切。我認識到民主——甚至英國式民主——並不是一種預定來反對極權主義的體制；但是我發現顯然只有一個人——溫斯頓·丘吉爾——理解正在發生的事情，而且確實沒有人對地說一句好話，那是十分可悲的。

　　在新西蘭情況類似，但有點言過其實。人民沒有惡意，像英國人一樣彬彬有禮、友好、心地善良。但是歐洲大陸無限遙遠。在那時新西蘭除了通過英國（五星期的路程）外，與世界沒有任何接觸。沒有空中聯繫，一封書信來往得三個月。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這個國家遭受慘重的損失，但是一切都已忘懷。他們很喜歡德國人，戰爭是不可想像的。

　　我的印象是新西蘭是世界上治理得最好的國家，也是最容易治理的國家。

　　那裡的工作氣氛是異乎尋常的寧靜和愉快，我很快就安頓下來，繼續已中斷若干月的工作。我結識了許多朋友，他們對我的工作很感興趣，並且對我有很大的鼓勵。首先來到的是物理化學家休·帕頓、物理學家弗雷德裡克·懷特、地質學家鮑勃·艾倫。接著來的是經濟學家科林·辛金、律師艾倫·裡德、輻射物理學家喬治·羅斯以及當時學古典文學和英語的學生瑪格麗特·多爾齊爾。在南部的達尼丁、奧塔戈是哲學家納翰·芬德利和神經生理學家約翰·艾克爾斯。所有這些人都是我終身的朋友。

　　我的精力首先集中——除了教學以外（我只教哲學）——於概率論，尤其是概率演算的公理方法以及概率演算和布爾代數之間的關係的研究，而且我很快就完成了一篇壓縮到最小篇幅的論文。這篇論文後來發表在《心》雜誌上，這項工作我繼續了許多年：每當我患感冒，這項工作就是我的很大支持。我也讀一些物理學，進一步思考量子理論。（除了別的以外，我還在《自然》雜誌上讀到哈爾班、約裡奧和科瓦爾斯基關於鈾爆炸可能性的激動人心而令人不安的來信，《物理學評論》上關於同一主題的一些來信，以及卡爾·K·達羅在《史密斯森研究所董事會年度報告》上的一篇論文。）

　　我長時間思考社會科學的方法問題，畢竟，正是部分由於對馬克思主義的反思在1919年使我走上了通向《研究的邏輯》的道路。我在哈耶克的學術研討會上曾發表過關於「歷史決定論的貧困」的講演，這篇講演包含著（或我認為包含著）將《研究的邏輯》的思想應用於社會科學的方法。我同休·帕頓和H·拉森博士討論過這些思想，後者那時在經濟系教書。然而我最不願意發表任何反對馬克思主義的東西：在歐洲大陸，社會民主黨人仍然存在，他們畢竟是仍在抵抗暴政的惟一政治力量。我認為，在當時的形勢下不應該發表任何反對他們的東西。即使我認為他們的政策是自殺性的，認為他們能因一紙空文而革除弊端也是不切實際的。發表任何批判只能削弱他們。

　　1938年3月，希特勒佔領奧地利的消息傳來。現在迫切需要幫助奧地利人逃離。我也感到再也不能壓制我從1919年以來獲得的任何政治問題知識了，我決定發表《歷史決定論的貧困》。其結果是兩個多少互相補充的部分：《歷史決定論的貧困》和《開放社會及其敵人》（最初我曾想把它稱為：《虛假的先知：柏拉圖－黑格爾－馬克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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