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盡的探索(38)_卡爾·波普爾

三八

　　在我看來，對問題鮮有建樹的大量文獻是由於對我的歷史說明思想的錯誤批判而湧現的。在《研究的邏輯》第12節，我討論了我所稱的「因果說明」或演繹說明，J·S·穆勒在先前討論過這個問題，儘管也許有點模糊（因為他沒有區分始初條件和普遍定律），但我沒有意識到這一點。當我最初於布魯塞爾宣讀「歷史決定論的貧困」時，我以前的一位學生卡爾·希爾弗丁博士作了一個有趣的發言，哲學家卡爾·亨培爾和保羅·奧本海姆也作了發言。希爾弗定指出我關於歷史說明的一些評論同《研究的邏輯》第12節的關係。（這些評論最後成為《貧困》一書［1957（g）」版的第143－146頁。希爾弗丁根據《研究的邏輯》所作的討論闡明了現在［1957（g）」版第122－124頁和133頁上的一些論點；這些論點部分同說明和預見之間的邏輯關係有關，部分同歷史說明所常用的普遍定律沒有多大意義有關；這些定律通常沒有意義完全是因為它們在這種情況下是不成問題的。）

　　然而，我並不認為這種特定的分析對於歷史說明特別重要，而我認為重要的東西還需要一些年才成熟。那就是理性問題（或「理性原則」，或「零點法」或「境況邏輯」）。但是多年來這個不重要的論點——以曲解的形式——在「演繹模型」的名稱下卻招來了大量文獻。

　　問題更重要得多的方面，即境況分析方法是我在1938年頭一次補充到《貧困》一書中的，後來又在《開放社會》一書第14章加以充分說明。這個方法從我以前所稱的「零點法」中發展出來。在這裡主要之點是試圖概括出一種經濟理論（邊際效用理論）的方法以便應用於其他理論社會科學。在我後來的表述中，這種方法的組成部分是建立一個社會境況模型，這個模型尤其要包括一個人在其中行動的體制境況，這樣就可說明這個人行動的理性（零特徵）。因此，這樣一些模型就是可檢驗的社會科學假說，尤其是那些「單稱的」模型，就是（原則上可檢驗的）單稱的歷史假說。

　　在這方面我也許還可以提一提我首次補充進《開放社會》美國版的抽象社會理論。

　　對我來說，《開放社會》標誌著一個轉折點，因為它使我去寫歷史（有點思辨的歷史），而歷史又在一定程度上給了我一個寫歷史研究方法的口實。以前我作過一些哲學史研究，但沒有發表成果，但這是我第一次發表的論文。我認為至少可以說它提出了許多新的歷史問題——事實上是一堆馬蜂窩似的問題。

　　上面已提及，我稱之為《柏拉圖的咒語》的《開放社會》第一卷是由《貧困》第10節擴展而來的。在這種擴展的第一稿中，有一些段落論柏拉圖的極權主義，論他的極權主義同他關於衰落和退化的歷史決定理論的聯繫以及論亞裡士多德。這些段落是基於我早年閱讀過《理想國》、《政治家》、《高爾吉亞篇》以及一些《法律篇》，基於我中學時代起就非常喜歡的一本書：提奧多·貢佩爾茨的《希臘思想家》。我的新西蘭朋友對這些段落的不良反應結果產生了《柏拉圖的咒語》以及《開放社會》。它使我回過頭來研究史料，因為我要為我的觀點提供充分的證據。我非常深入細緻地重讀柏拉圖；我閱讀狄爾斯、格羅特（我發現他們的觀點與我基本相同）以及當代其他許多評論家和歷史學家的著作。（全部參考書目載於《開放社會》中。）

　　我讀的書主要是在新西蘭能夠找到的那些書：在戰爭期間不可能從海外進口書籍供我所用。由於這些或其他的原因，我不可能得到例如洛伊勃版的《理想國》（肖富的譯本），儘管該書第二卷1935年已發表，我在戰後才找到。這是極大的憾事，因為它是最好的譯本，這是我後來才發現的。那時可得到的譯本是如此不能令人滿意，以致我只好借助于亞當斯的令人費解的版本，開始自己動手翻譯，儘管我的希臘語十分貧乏，我試圖借助於從奧地利帶來的一本學校用的希臘語法來改進我的希臘語。其結果除了我在這些譯文上花費大量時間外什麼也沒有得到。我以前就發現，如果我要用有適當說服力的英語來弄清一個有意義的思想的話，我不得不一次又一次地重寫拉丁語譯文，甚至德語譯文。我被指責說我的譯文有偏見，的確，我的譯文有偏見，但是沒有偏見的柏拉圖著作譯本是沒有的，而且我認為根本不可能有。肖雷的譯本是少數沒有大量偏見的譯本之一，因為他接受柏拉圖的政治主張，而我在差不多相同的意義上擯棄這些政治主張。

　　我把《貧困》寄給《心》雜誌，但被拒絕了；而在1943年2月完成《開放社會》（重寫過許多次）後不久，我把它寄往英國出版。這本書是在尷尬的處境中寫成的；藏書受極大限制，我不得不使自己適應於能夠得到的任何書籍。我有極為繁重的教學任務，大學當局不僅不予支持，而且試圖積極地給我製造困難。他們告訴我說，我待在新西蘭時應該明智地不要發表任何東西，花費在研究上的任何時間都是從當一個講師（我掙的是講師的薪金）的工作時間中偷竊來的。如此處境，沒有我在新西蘭的朋友們在道義上的支持，我是難以生存下去的。在這些情況下收到我手稿的那些英國朋友的反應是一個可怕的打擊。他們許多個月毫無回音；後來他們沒有把手稿送交出版者，反而向一個著名權威徵求意見，那位權威判決這本書由於對亞裡士多德（不是對柏拉圖）不敬，不宜送交出版者。

　　差不多過了一年，當我不知所措和情緒低落時，我偶然得到了我的朋友恩斯特·貢布裡希在英國的地址，在戰爭期間我同他失去了聯繫。他同極為慷慨地提供幫助的哈耶克（由於我一生中只見過他幾次而不敢麻煩他）一起，找到了一個出版者。他們倆寫到這本書時是極為讚賞的。我如釋重負。我感到他們兩人救了我的命，而且我現在仍然這樣認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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