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盡的探索(35)_卡爾·波普爾

三五

　　◎22．流亡：英國和新西蘭

　　我的《研究的邏輯》獲得了驚人的成功，影響遠超出維也納以外。評論之多、評論所用語言之多都超出25年後的《科學發現的邏輯》，甚至用英語寫的評論也更詳盡。結果我收到了許多來自歐洲各國的信，以及許多請我去講演的邀請書，包括來自倫敦貝德福德學院蘇珊·斯蒂教授的邀請書。1935年秋，我來到英國，在貝德福德學院作了兩次講演。我接受邀請談談我自己的思想，但是我對當時英國全然不知道的塔爾斯基的成就印象如此深刻，以致我選擇他的成就作為我的講題。我的第一次講演是論《語形學和語義學》（塔爾斯基的語義學），第二次講演是論塔爾斯基的真理理論。我相信正是在這種場合我第一次引起了生物學家和生物哲學家約瑟夫·亨利·伍德格爾對塔爾斯基著作的興趣。1935－1936年我總共對英國作了兩次長期訪問，兩次訪問之間我在維也納逗留的時間很短。我缺席時我沒有從我的教書職業中拿到薪水，但我的妻子繼續教書掙錢。

　　在這些訪問期間，我不僅在貝德福德學院作了這兩次講演，而且應帝國學院數學教授海曼·列維的邀請在帝國學院作了三次論概率的講演；在劍橋宣讀了兩篇論文（G·E·摩爾在場，第二次宣讀時，英國哲學家C·H·蘭福德在討論中作了精彩發言），在牛津宣讀了一篇，在牛津，弗雷迪·艾耶爾早就把我介紹給以賽亞·伯林和吉爾伯特·賴爾。我在倫敦經濟學和政治科學學院（簡稱倫敦經濟學院）哈耶克主持的學術研討會上宣讀了一篇名為「歷史決定論的貧困」的論文。雖然哈耶克來自維也納，他在那裡曾是商業盛衰週期性研究（經濟調查）所的教授和所長，我在倫敦經濟學院才第一次遇見他。列昂納爾·羅賓斯（現在的羅賓斯勳爵）出席了這次學術研討會，藝術史家恩斯特·貢布裡希也出席了。幾年以後，經濟學家G·L·S·謝克爾告訴我他也出席了。

　　在牛津，我遇見了薛定諤，同他進行了長時間的談話。他在牛津很不愉快。他從柏林來，在那裡他曾主持了在科學史上可能是獨一無二的理論物理學術研討會：經常參加的有愛因斯坦、馮·勞厄、普朗克和奈恩斯特。在牛津他受到了十分熱情的接待。當然他不能期望有一個由巨人組成的學術研討會，但他失去的是學生們和教師們對理論物理學的強烈興趣。我們討論了我對海森堡測不准公式的統計學解釋。他感興趣，但是表示懷疑，甚至對量子力學的地位都抱懷疑態度。他給了我一些論文的單行本，在這些論文中他對哥本哈根詮釋表示懷疑；大家知道他始終沒有同它——即玻爾的「互補性」妥協。薛定諤說起他可能要回奧地利。我試圖勸阻他，因為當他離開德國時他的反納粹態度已不是秘密，如果納粹在奧地利掌權就會對他不利。但是在1936年的深秋，他回去了。

　　在格拉茨有個教授職位空缺，維也納大學的理論物理教授漢斯·梯爾林又提出他要放棄自己在維也納的教授職位去格拉茨，這樣薛定諤就可接任梯爾林在維也納的職位。但薛定諤不願意；他去了格拉茨，在那裡他待了18個月。在希特勒侵佔奧地利後，薛定諤和他的妻子安妮－瑪麗在千鈞一髮之際逃走了。她開著他們的小汽車到達靠近意大利邊境的地方，在那裡，他們捨棄了小汽車，只拿著手提行李跨越國境。他們到達羅馬時幾乎身無分文，從羅馬他們設法打電話給愛爾蘭首相德·瓦勒拉（他也是一位數學家）。

　　那時後者碰巧在日內瓦，德·瓦勒拉讓他們到日內瓦去找他。在意大利和瑞士的邊境上他們受到了意大利哨兵的懷疑，因為他們幾乎沒有任何行李，口袋裡連一英鎊也不到。他們被帶下列車，列車駛離邊境車站而他們被留了下來。最後他們被允許乘下一次列車去瑞士。這就是薛定諤如何成為都柏林高級研究所的高級教授的經過，當時這個研究所並不存在。（在英國現在仍然沒有這種研究所。）

　　在我1936年的訪問中，有一次經歷我記得非常清楚，那就是艾耶爾帶我去參加的亞裡士多德學會的一次集會，在那次集會上，也許是康德以來最偉大的哲學家——伯特蘭·羅素講了話。

　　羅素正在宣讀一篇題為「經驗論的局限性」的論文。羅素認為經驗知識通過歸納獲得，同時又受到休謨對歸納批判的很大影響，所以，他提出我們必須採納某種歸納原理，而這個原理本身不能建立在歸納的基礎上。因此採納歸納原理表明經驗論的局限性。我在《基本問題》中以及更為簡要地在《研究的邏輯》中明確地把這些論據歸功於康德，因此在我看來羅素的觀點在這方面是與康德的先驗論一致的。

　　在講演以後進行了討論，艾耶爾鼓勵我發言。於是我首先說我根本不相信歸納，即使我相信從經驗中學習，相信一種沒有羅素提出的那些康德式局限性的經驗論。我用結結巴巴的英語盡可能扼要地和直截了當地表述的這個陳述受到了聽眾的熱烈歡迎，但是看來他們把它當作笑話，並發出了笑聲。其次，我提出整個困難是由於錯誤假定科學知識是知識的一個種所致，通常意義上的知識是：如果我知道天在下雨，那麼天在下雨必定是真的，因此知識包含著真理。但是我認為，我們稱之為「科學知識」的東西是假說性的，往往不是真的，不管肯定是真的還是可能是真的（在概率計算的意義上）。聽眾又認為是笑話或悖論，他們又鼓掌大笑。我不知道那裡是否有人不僅想到我認真地堅持這些觀點，而且想到一定時候這些觀點會被廣泛地認為是常識。

　　正是伍德格爾建議我響應新西蘭大學（在坎特佈雷大學學院，是現在的坎特佈雷大學當時的稱呼）招聘哲學教師的廣告。有人——也許是哈耶克——把我介紹給瓦爾特·亞當斯博士（後來任倫敦經濟學院院長）和埃絲特·辛普森小姐，他們正在主持學術救援委員會，該委員會那時試圖幫助許多逃離德國的難民科學家，並且已經開始幫助一些逃離奧地利的人。

　　1936年7月，我離開倫敦去哥本哈根——恩斯特·貢布裡希為我送行——參加一個大會，並且與尼爾斯·玻爾見了面，我在第18節已描述了這次會見。我從哥本哈根回到維也納，途經希特勒的德國。11月底，我收到A·C·伊文博士的一封信，以劍橋大學道德科學學院的名義給我提供學術客席職位，並附有一封學術救援委員會瓦爾特·亞當斯的支持信；之後不久，在1936年聖誕節前夕，我收到了一份電報，讓我擔任新西蘭克裡斯特徹奇坎特佈雷大學學院的講師。這是一個正式的職位，而劍橋提供給我的客席職位本意是給一個難民的。我的妻子和我都願意去劍橋，但想到這個客席職位是可以轉讓給別人的，因此我接受了新西蘭的邀請，要求學術救援委員會和劍橋邀請維也納學派的弗裡茨·韋斯曼代替我。他們同意了這個要求。

　　我的妻子和我辭去了學校教學職位，一個月內我們離開維也納去倫敦。五天后我們在倫敦乘船去新西蘭，在1937年3月第一周到達克裡斯徹奇，正好趕上新西蘭學年開始的時間。

　　我肯定地認為，我的幫助對於逃離希特勒的奧地利難民是迫切需要的。但又過了一年，希特勒侵佔了奧地利，救援的呼籲也發出了。在克裡斯特徹奇建立了一個委員會以便難民獲准進入新西蘭；由於新西蘭駐倫敦高級專員公署R·M·坎貝爾博士的努力，把一些人從集中營和監獄中營救了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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