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盡的探索(34)_卡爾·波普爾

三四

　　◎21．戰爭迫近；猶太人問題

　　1927年7月，在下面描述的維也納大屠殺後，我開始料想到最壞的情況：中歐的民主堡壘要垮臺了，極權主義的德國將發動另一次世界大戰。約在1929年，我認識到在西方政治家中間只有英國的丘吉爾理解德國的威脅，而丘吉爾當時是一個誰也不認真對待他的局外人。那時我想戰爭在幾年中就會來到。但我錯了，事情的發展比我根據形勢的邏輯而認為可能的要慢得多。

　　顯然，我是一個危言聳聽者。但是我對形勢的判斷基本上是正確的。我認識到社會民主黨人（留下來的惟一具有強烈民主因素的政黨）是無力抵抗奧地利和德國的極權主義政黨的。從1929年起，我料想希特勒會崛起；我料想希特勒會以某種形式奴役奧地利；並且我料想會發生反對西方的戰爭。（《反對西方的戰爭》是奧雷爾·科爾內伊所寫的一本好書的標題。）我對猶太人問題的評價在這些料想中起很大作用。

　　我的父母都出身于信仰猶太教的家庭，但在他們的孩子出生以前，卻受新教（路德教）的洗禮。在深思熟慮之後，我的父親判定生活在基督教徒占壓倒優勢的社會中就是有義務去盡可能不得罪人——接受同化。然而，這意味著得罪有組織的猶太教；這也意味著被譴責為一個膽小鬼，一個害怕反猶主義的人。所有這一切是可以理解的。但答案是：反猶主義是猶太人和非猶太人都畏懼的一種惡行，一切猶太裔的人的任務是盡力不去惹它：而且許多猶太人已與當地人打成一片，即已被同化了。因種族出身而受到鄙視的人會作出反應說：他們為自己的種族出身而感到自豪，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種族上的自豪不僅是愚蠢的，而且也是錯誤的，即使由種族仇恨所引起。一切民族主義和種族主義都是一種邪惡，猶太民族主義也不例外。

　　我認為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前，奧地利甚至德國對待猶太人是很好的。他們幾乎有一切權利，雖然有傳統設置的一些障礙，尤其是在軍隊中。無疑，在一個理想的社會中他們理應在一切方面受到平等對待。但像所有社會一樣，這遠不是十全十美的。雖然猶太人和猶太裔的人在法律面前是平等的，但它們並不是在每一方面都受到平等對待。然而我認為猶太人受到的待遇同人們可以合理預期的一樣好。猶太家庭中改宗羅馬天主教的一個成員甚至已成為一名大主教（奧爾繆茨的大主教科恩）；但由於一起利用民眾中反猶主義情緒的陰謀，他不得不於1903年辭職。猶太人或猶太裔的人在大學教授、醫生和律師中的比例很高，這種情況只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後才引起公開的忿恨。受洗禮的猶太人在文職人員中可升任最高職位。

　　新聞業是吸引許多猶太人的一種職業，確實他們中間極少數人不去提高專業水準。由這樣一些人提供的聳人聽聞的報刊許多年來受到——主要是受到其他猶太人的強烈批評，例如卡爾·克勞斯，他們極力維護文明的標準。這些爭論引起的混亂並沒有使爭執者受到公眾的歡迎。在社會民主黨的領導人中也有一些傑出的猶太人，由於他們作為領導人是惡意攻擊的靶子，也加劇了緊張形勢。

　　顯然，這裡有一個問題。許多猶太人看起來就和「本地」人有明顯區別。猶太窮人比猶太富人多得多，但是某些猶太富人是典型的新貴。

　　順便說一句，雖然在英國反猶主義與這種觀念聯繫在一起：猶太人是（或曾經是）「放債人」——正如在《威尼斯商人》或狄更斯和特羅洛普筆下描寫的那樣——但是我從未聽說奧地利有這種看法，至少在納粹興起以前沒有聽到過。有很少幾個猶太銀行家，如奧地利人羅特希爾德，但我從未聽到有人說他們曾像人們在英國小說中讀到的那樣放債給私人。

　　在奧地利，反猶主義基本上表現為敵視被認為是異族人的那些人：這種感情不僅被奧地利的日耳曼民族主義党利用，而且也被羅馬天主教党利用。特別是對異族人的這種應受指責的抵制（似乎這是一種幾乎普遍存在的態度），許多猶太裔的家庭也有。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猶太難民從曾被俄國侵佔的原奧地利帝國流入維也納。他們被稱為「東方猶太人」，這些人是直接從真正的猶太人區來的，而已經定居在維也納的那些猶太人、同化主義者、許多正統的猶太人，甚至猶太複國主義者對他們表示不滿，對認他們為自己的窮親戚感到羞恥。

　　隨著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時奧地利帝國的瓦解，在法律上形勢有所好轉。但是正如任何一個有理智的人都能預測到的，在社會上形勢惡化了：許多猶太人感到自由和完全平等現在已變成現實，因此可以理解地但又是不明智地進入了政界和新聞界。大多數人認為很好，但猶太人進入左翼政黨促進了這些政黨的垮臺。十分明顯的是，由於潛伏的反猶主義到處流行，一個猶太裔的好的社會黨人對他的黨所能做的最好服務是不要試圖在黨內起作用。十分奇怪的是，很少人想到這條顯而易見的規則。

　　結果，一開始就幾乎是左右兩派的一場冷酷內戰，由越來越高舉反猶主義的右派打起來了。在大學中經常發生反猶太人的暴亂，不斷進行反對教授中猶太人數目過多的抗議。任何猶太裔人成為大學教師已是不可能了。相互競爭的右翼政黨在他們敵視猶太人上互相抬高價錢。

　　在《開放社會》的一此腳注中可以找到我預期社會民主黨至少在1929年後會被擊敗的其他理由。他們基本上與馬克思主義有聯繫——尤其是與（恩格斯表述的）使用暴力的政策（至少作為一種威脅）有聯繫。暴力的威脅給警察一個藉口，1927年7月在維也納槍殺了大量和平的、手無寸鐵的社會民主黨工人和旁觀者。我的妻子和我（我們尚未結婚）抱著懷疑的態度目擊當時的情景。我越發清楚，社會民主黨領導人的政策，雖然有良好的意圖，但卻是不負責任的和自取滅亡的。（順便說一句，1927年7月在大屠殺以後幾天我遇見弗裡茨·阿德勒——維也納社會民主黨優秀領導人之子、愛因斯坦的朋友、杜恒著作的翻譯者——我發現他持同樣的意見）。然而又過了六年多，社會民主黨的最後自殺帶來了民主在奧地利的終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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