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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七


  1933年,石裡克和弗朗克同意這本書在他們主編的《科學世界觀論文集》叢書裡出版。(這是大部分由維也納學派成員所寫的一套叢書。)但是,出版者斯普林格堅持這本書一定要大加精簡。當這本書被接受時,我已寫完了第二卷的大部分。這就意味著只能在出版者準備出版的頁數內提交一份我的著作的綱要。經石裡克和弗朗克的同意,我拿出了一份從兩卷中摘錄組成的新的手稿。但是甚至這份手稿也由於太長而被出版者退還。他們堅持最多不超過15個印張(240頁)。最後的摘錄——它最後作為《研究的邏輯》得以發表——是由我的舅舅瓦爾特·施夫編輯的,他無情地砍掉了大約全文的一半。我想,經過如此艱苦的努力而達到的清晰和明確,這一點我自己是做不到的。

  我在這裡幾乎不可能提供一個成為我出版的第一本書的那個綱要的提綱。但有一兩點我要提及。這本書提供了一種知識理論,同時也是一篇關於方法——科學方法的專題論文。這種結合是可能的,因為我把人類知識看成是由我們的理論、假說、猜想組成的,看成是我們智力活動的產物。當然還有另外一種對「知識」的看法:我們可以把「知識」看成是一種主觀的「精神狀態」,是有機體的主現狀態。但是我卻選擇把它看作一種陳述的系統——要經受討論的理論。在這種意義上的「知識」就是客觀的,並且它是假說性的或猜測性的。

  這種看待「知識」的方式使我有可能重新表述休謨的歸納問題。在這種客觀的重新表述中,歸納問題不再是我們的信仰問題——或我們信仰的理性問題——而是單稱陳述(「可觀察的」單個事實的描述)與全稱理論之間的邏輯關係問題。

  在這種形式中,歸納問題是可以解決的:因為全稱理論不是從單稱陳述中推論出來的,所以歸納法是不存在的。但是它們可被單稱陳述反駁,因為它們可與可觀察事實的描述相衝突。

  再說,甚至在我們的理論受到檢驗之前,我們就可以在客觀意義上談論「較好的」或「較差的」的理論:較好的理論是那些具有更多的內容和更強的說明力的理論(都與我們試圖解決的問題有關),我表明這些理論也是更可檢驗的理論,而且——如果它們經受住檢驗的話——是更經得住檢驗的理論。

  歸納問題的這種解決產生一種科學方法的新理論,引起一種對批判方法、試錯法的分析:提出大膽假說,使它們接受最嚴格的批判以便弄清我們在何處犯了錯誤。

  從這種方法論的觀點來看,我們從問題開始我們的研究。我們總是發現我們自己處在一定的問題境況中,而且我們選擇一個我們希望能夠解決的問題。這種解決總是嘗試性的,是一個理論、一個假說、一個猜想。將各種相互競爭的理論加以比較和批判討論以便發現它們的缺點,並且總在改變、總不定論的批判討論結果構成所謂的「當代科學」。

  因此歸納法是不存在的:我們決不能根據事實論證理論,除非用反駁和「否證」的方法。這種科學可以被描述為選擇性的。達爾文主義的。與之相對照,斷言我們是用歸納進行的或強調證實(而不是否證的)的方法理論是典型的拉馬克主義的:他們強調環境的訓導,而不是環境的選擇。

  可以提及的(雖然這不是《研究的邏輯》的一個論點)是:歸納問題的這種解決方法還指明了通向解決更古老的問題——我們信仰的理性問題的道路。因為我們第一次可以用行動的觀念來代替信仰的觀念;我們可以說行動(或不行動)是「理性的」,如果行動的執行與當時流行的科學批判討論的狀態是一致的話。對於「理性的」來說,再也沒有比「批判的」更好的同義詞了(當然,信仰決不是理性的:中止信仰才是理性的,參照下面注釋[226]]。

  我對歸納法問題的解決遭到了廣泛的誤解。我打算在我的《對我的批評者的答覆》中更多地談一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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