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盡的探索(26)_卡爾·波普爾

二六

　　在1929年或1930年（1930年以後我終於被任命為中學教師），我遇到了維也納學派的另一個成員赫爾伯特·費格爾。這次會面是由舅舅瓦爾特·施夫——維也納大學的統計學和經濟學教授——安排的，舅舅知道我的哲學興趣，他成為我一生中決定性的人物。我在朱利葉斯·克拉夫特、貢佩爾茨以及維克多·克拉夫特對我的觀點所表現的興趣中得到鼓勵以前，已得到了一些鼓勵。但是雖然他們知道我已寫了許多（未發表的）論文，但他們誰也沒有鼓勵我去發表我的思想。貢佩爾茨使我對發表任何哲學思想都是困難得沒有希望這一事實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時代已經變了。）維克多·克拉夫特論科學方法的重要著作只是靠一項專門基金才得以發表這一事實支持了這一點。

　　但是在我們通宵達旦的交談期間，赫爾伯特·費格爾告訴我他不僅發現我的思想是重要的，幾乎是革命性的，而且我應該以書的形式發表它們。

　　我從來沒想到要寫一本書。我基於對這些問題的純粹興趣發揮了我的思想，並且為我自己而把其中一些寫了下來，因為我發現這不僅有助於把它們弄透徹，而且對於自我批判也是必需的。那時我認為自己是一個非正統的康德主義者，並且是一個實在論者。我對唯心主義作了讓步：我們的理論是由我們的心主動產生的，而不是實在給我們打下的印記，並且它們超越了我們的「經驗」，然而我強調否證是與實在的正面衝突。我也把康德的自在之物不可知論解釋為符合我們的理論總有假說性質的觀點。我也自認為是倫理學上的康德主義者。而且在那些日子裡，我常常認為我對維也納學派的批判簡直就是閱讀康德著作的結果，是理解了他的一些論點的結果。

　　我認為：沒有赫爾伯特·費格爾的鼓勵，我決不會寫一本書。著書既不適合我的生活方式，也不適合我對待自己所採取的態度。我恰恰沒有把握的是，我感興趣的是否別人也有足夠的興趣。再者，在費格爾去美國之後就再沒有人鼓勵我，我把我和費格爾的使人激動的會見告訴了貢佩爾茨，他明確地勸阻我，我父親也是如此，他擔心我最後會成為一個新聞工作者。我的妻子也反對這個想法，因為她要我利用一切空餘時間和她一同去滑冰和爬山——這是我們倆最喜愛的運動。但是一旦我開始著手寫這本書，她便自學打字，而且自從那以後她把我寫過的所有東西都打了許多遍。（當我打寫的東西時，我總有遺漏——我習慣於做太多的修改。）

　　我寫的這本書論述了兩個問題——歸納問題和分界問題——以及它們的相互關係。所以我把這本書叫做《知識理論的兩個基本問題》，是對叔本華的一部著作標題（《倫理學的兩個基本問題》）的引喻。

　　一旦打好了幾章，我便馬上把它們交給我的朋友和在教育專科學院的一位老同事羅伯特·拉默爾審閱。他是我所遇到過的一個最認真、最苛刻的讀者：他對於沒有徹底明白的每一個論點，論據中的每一點遺漏，以及我留下的每一處不精練的結尾都提出了質疑。我相當快地寫完了初稿，但是由於聽到拉默爾的不斷的批評，我決不再寫得那麼快了。我還學會了決不為人們對我所寫的任何東西提出不夠清楚的責備進行辯解。如果一個認真的讀者發現了不清楚的段落，那就必須重寫。所以我養成了始終一遍又一遍寫了又重寫使文章簡練明瞭的習慣。我認為這個習慣幾乎應完全歸功於羅伯特·拉默爾。可以說我寫作時仿佛有人經常在背後看著我，不斷地向我指出不清楚的段落。當然我非常瞭解：一個人決不能夠預知一切可能的誤解；但是我認為一個人想到那些希望讀懂的讀者，是能夠避免一些誤解的。

　　通過拉默爾我較早就結識了弗朗茨·烏爾巴赫，他是在維也納大學鐳研究所工作的一位實驗物理學家。我們有許多共同的興趣（音樂是其中之一），他給了我許多鼓勵。他還把我介紹給弗裡茨·魏斯曼，他第一個表達了著名的意義標準，那麼多年來維也納學派認為這個標準就是意義的可證實性標準。魏斯曼對我的批評很感興趣。可以這樣說，我認為正是由於他的倡議，我才第一次應邀在形成了維也納學派光環的一些「外圍」團體中宣讀批判維也納學派觀點的一些論文。

　　維也納學派本身——正如我所瞭解的，石裡克的私人學術研討會——是在星期四晚上聚會。其成員只是那些由石裡克邀請參加的人。我從未受到邀請，我也從不轉彎抹角地要求得到這種邀請。但是還有在維克多·克拉夫特或埃德加·齊爾塞爾的寓所以及其他地方聚會的其他一些團體，而且還有卡爾·曼格爾著名的「數學學術討論會」。有幾個我甚至沒有聽說過的團體邀請我去介紹我對維也納學派主要學說的批判。正是在埃德加·齊爾塞爾的寓所裡，在一間擠得滿滿的房間裡，我宣讀了我的第一篇論文。我仍然記得這次怯場。

　　在一些早期的交談中，我還討論了與概率論有關的問題。在所有現存解釋中，我發現所謂的「頻率解釋」是最使人信服的，而理查德·馮·米塞斯形式的解釋又似乎是最使人滿意的。但是仍然存在著一些懸而未決的困難問題，尤其是如果人們從概率陳述是假說的觀點來看它，那就更是如此了。因此中心問題是：它們是可檢驗的嗎？我試圖討論這個問題以及一些次要的問題，而且從那時候以來我已多方面改進了我對這些問題的處理。（有一些一直沒有發表。）

　　維也納學派的若干成員，其中有一些參加了這些會議，邀請我親自和他們討論這些問題。他們當中有漢斯·哈恩（他的演講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還有菲利普·弗朗克以及理查德·馮·米塞斯（在他們對維也納的頻繁訪問時）。理論物理學家漢斯·梯爾林邀請我在他的學術研討會講話；卡爾·曼格爾邀請我作為他的學術討論會成員。正是卡爾·曼格爾向我提議我應當試圖把他的維度理論應用在可檢驗性程度的比較上（我向他請教他對這一論點的建議）。

　　1932年初，我完成了那時被看作是《知識理論中的兩個基本問題》一書的第一卷。書一開頭主要是對維也納學派學說的批判性討論以及對這個學說的糾正，也用了一些很長的章節致力於對康德和弗裡斯的批判。這本一直沒有出版的書，首先由費格爾讀過，然後是卡爾納普、石裡克、弗朗克、哈恩、紐拉特，以及這個學派的其他一些成員；還有貢佩爾茨也讀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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