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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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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知識理論:《研究的邏輯》 我在1928年獲得哲學博士學位,1929年成為合格的(初級)中學數學和物理學教師。為了這次取得資格的考試,我寫了一篇關於幾何學中公理問題的論文,其中有一章論非歐幾裡得幾何。 只是在哲學博士考試之後,我才根據事實綜合考慮,以前的想法變得清晰了。我理解了為什麼從培根以來占統治地位的錯誤的科學理論——自然科學是歸納科學,而歸納是通過反復的觀察或實驗而建立或辯護理論的過程——如此根深蒂固。其原因是:科學家們必須把他們的活動與偽科學以及與神學和形而上學劃分開來,而且他們從培根那裡接受了歸納法作為他們的分界標準。(另一方面,他們渴望用在可靠性方面可與宗教來源相比擬的知識來源來為他們的理論辯護。)但是多年來,我掌握了一個更好的分界標準:可檢驗性或可否證性。 因此,我不陷入分界的困境就能拋棄歸納法,而且我能夠以這樣的方式應用我的試錯法成果:用演繹方法論來代替歸納方法論。通過對理論的演繹結果的否證和反駁而對理論加以否證和反駁,顯然是一種演繹推理(modus tollens)。這種觀點意味著:科學理論,如果未被否證,將永遠是假說或猜想。 因此,科學方法的全部問題就澄清了,同它一起澄清的還有科學進步的問題。進步在於向告訴我們的東西越來越多的理論——具有更豐富內容的理論移動。但一個理論說得越多,它排斥和禁止的東西就越多,並且否證它的機會就越多。所以具有更多內容的理論能夠受到更嚴格的檢驗。這種考慮導致了一種理論,在這種理論中,科學進步成了並不在於觀察的累積,而是在於推翻不那麼好的理論並且用更好的理論,尤其是內容更豐富的理論代替它們。因此在理論之間存在著競爭——一種達爾文主義的生存鬥爭。 當然,我們認為只不過是猜想或假說的理論不需要辯護(更不需要用並不存在的歸納法來辯護,任何人對這種歸納法都沒有提供一個合理的描述)。然而,根據對相互競爭的猜想的批判討論,我們有時候能夠提出一些理由來選擇其中的一個猜想。 所有這一切都是一目了然的,並且——如果我可以如此說的話——是非常嚴謹的。但是它與馬赫派實證主義者以及維也納學派的維特根斯坦派所說的迥然不同。我於1926或1927年聽說過這個學派,先從奧托·紐拉特在報紙上寫的一篇文章中看到,後是在他給社會民主青年團的一次談話中聽到。(這是我曾參加過的惟一的一次黨派會議,我這樣做是因為我自1919或1920年以來對紐拉特已有一點瞭解。)我閱讀了維也納學派和恩斯特·馬赫學會的綱領性文獻;尤其是我的老師,數學家漢斯·哈恩所寫的一本小冊子。此外,在我寫博士論文前幾年我讀過維特根斯坦的《邏輯哲學論》以及已出版的卡爾納普的一些著作。 我很清楚,所有這些人與其說是在尋找科學與偽科學之間的分界標準,不如說是尋找科學與形而上學之間的分界標準。並且我也清楚,我原來的分界標準要比他們的更好。因為,首先,他們正在企圖找到的標準使形而上學成為無意義的胡說,十足的胡言亂語,而任何這種標準必定導致困難,因為形而上學思想常常是科學思想的先驅。其次,有意義與無意義的分界不過是轉移問題。正如維也納學派所承認的,那需要另一個標準,即區別有意義與無意義的標準。為此,他們採取了可證實性,這種可證實性被認為就是可被觀察陳述證明。但這只是表述歸納主義者的由來已久的標準的另一種方法;在歸納與可證實性兩個概念之間沒有真正的區別。 然而根據我的理論,科學不是歸納的;歸納是已被休謨戳穿的一個神話。(後來艾耶爾承認的一個更加不大引起興趣的論點是把可證實性作為有意義的標準來使用的十足荒謬性:人們怎麼能夠說因為一個理論不能得到證實,它就是無稽之談呢?為了判斷一個理論是否能夠得到證實不必理解一個理論嗎?而一個可理解的理論會是純粹的無稽之談嗎?)所有這一切都使我感到,對於他們的每一個主要問題,我都有比他們更好的答案——更嚴謹的答案。 也許主要的一點是他們是實證主義者,因此也是貝克萊-馬赫傳統的認識論唯心主義者。當然他們並不承認他們是唯心主義者。他們把自己說成是「中立一元論者」。但根據我的見解,這不過是唯心主義改頭換面的另一名稱,而在卡爾納普的著作中,唯心主義(或者正如他稱之為方法論的唯我論)是作為一種工作假說而被相當公開地接受的。 我相當詳細地研究了卡爾納普和維特根斯坦的著作,寫了很多關於這些問題的文章(未發表)。從我達到的觀點來看,這是相當一目了然的。我只認識一個我可以把這些想法向他說明的人,他就是海因裡希·貢佩爾茨。關於我的一個主要觀點——科學理論始終是假說或者猜測——他要我去查看阿曆克西斯·梅農《論假定》一書(1902年德文版),我發現這本書不僅是心理學主義的,而且暗地裡假定——正如胡塞爾在他的《邏輯研究》(1900,1901年德文版)一書中認為的那樣——科學理論是真的。若干年來,我發現人們很難承認理論在邏輯上是與假說相同的。盛行的觀點是假說是尚未被證明的理論,而理論是已被證明的,或已被確證的假說。甚至那些承認所有理論都有假說性質的人仍然相信理論需要某種辯護;如果理論不能表明是真的,那麼它們的真理性必須是高度可幾的。 根據我的意見,在所有這一切中的決定性論點,即一切科學理論的假說性質,是愛因斯坦革命的一個相當平常的結果,它表明:甚至極為成功地經過檢驗的理論,例如牛頓的理論,也應該認為只不過是假說,是對真理的接近。 由於我擁護演繹主義——理論是假說-演繹體系,以及科學方法不是歸納的觀點,貢佩爾茨建議我去請教維也納學派的一個成員,《科學方法的基本形式》一書的作者維克多·克拉夫特教授。《科學方法的基本形式》是對在科學方面實際使用的若干方法的最有價值的描述,並且它表明至少一些方法不是歸納的而是演繹的——假說-演繹的。員佩爾茨把我介紹給維克多·克拉夫特(與朱利葉斯·克拉夫特沒有關係),我在維也納大學附近的一座公園「人民公園」裡與他會過幾次面。維克多·克拉夫特是我遇到的第一個維也納學派成員(除非我不把齊爾塞爾包括在內,根據費格爾的說法,他不是維也納學派成員)。他準備認真注意我對維也納學派的批判——比我後來遇到的大多數成員更認真。但是我記得當我預言維也納學派的哲學會發展為新形式的煩瑣哲學和咬文嚼字時,他是多麼震驚。我認為這個預言實現了。我提到認為哲學的任務就是「對概念的闡明」的綱領性觀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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