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盡的探索(23)_卡爾·波普爾

二三

　　◎15．在大學的最後幾年

　　1925年，當我正在從事無人照管的兒童的工作時，維也納市建立了一所新的教育學院，名叫教育專科學院。這個學院與維也納大學有鬆散的聯繫。學院是獨立的，但其學生除了要上學院的課外，還要學習維也納大學的課程。大學裡的一些課程（如心理學）是學院規定的必修課，其他課程則由學生選修。這個新學院的目的是促進和支持維也納當時正在進行的中小學改革，而且也招收一些社會工作者作為學生，我便是其中之一。我的一些終生好友如弗裡茨·科爾勃（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曾任奧地利駐巴基斯坦大使）和羅伯特·拉梅爾也是，我曾和他們倆進行過許多引人入勝的討論。

　　這就意味著我們作為社會工作者的短暫時期結束之後，不得不放棄我們的工作。（沒有失業救濟或其他任何收入——就我個人而言，除了有時輔導美國學生外。）但我們熱心於學校的改革，熱心於學習——即使我們教育無人照管的兒童的經驗使我們其中一些人對我們不得不囫圇吞下的大量教育理論產生了懷疑。這些理論主要來自美國（約翰·杜威）和德國（喬治·凱爾欣斯坦納）。

　　從個人的和智力發展的觀點來看，在學院的這些年對我是最有意義的，因為在那裡我結識了我的妻子。她是我的同學，並且是我工作的最嚴格的鑒定人之一。從那時起，她就同我一道工作，在工作中，她至少和我一樣努力發奮。確實，如果沒有她，我的許多工作是決不會完成的。

　　我在教育專科學院的這些年進行了研究、閱讀和寫作——但是沒有發表。那是我（非正式）學校教學的最初幾年。在這幾年中，我始終為一組同學舉辦討論會，這些討論會都很好，儘管在那時我並沒有認識到這一點，其中有一些是非常不正式的，而是在我們徒步旅行、滑雪或在多瑙河的江心島度假時進行的。在學院裡，我從我的老師那兒學到的東西幾乎是微乎其微的，但卻從大學的心理學教授卡爾·布勒那裡得益匪淺。（雖然教育專科學院的學生們都去聽他講課，但他卻不在這個學院裡教課，也不在那裡任職。）

　　我除了給討論會上課外，還要非正式地為我的同學應付我們必須進行的無數次考試中的一些考試作準備。其中心理學考試是由布勒安排的。後來他告訴我（在我有生以來第一次與一位大學老師進行的私人交談中），這是他曾考核過的準備得最充分的一批學生。那時布勒剛受聘來維也納講授心理學，而就在那時，他的《兒童的智力發展》一書就已享有盛名了。他也是最初的格式塔心理學家之一。對我的未來發展最重要的是他關於語言的三個水平或三種功能的理論（上面注「78」已提及：表達功能（Kundgabefunktion）符號功能或發放功能（Auslosefunktion），以及更高水平上的描述功能（Darstellungsfunktion）。他解釋說：那兩個較低水平的功能對於人類和動物語言來說是共同的，並且總是存在的，而第三個功能則僅僅是人類語言所特有的，並且有時甚至在人類語言中（如在感歎語中）也不存在。

　　由於許多原因，這個理論對我很重要。它肯定了我的觀點，即認為藝術是自我表現的理論是空洞的。它導致我後來得出這樣的結論：認為藝術是「交往」（即發放）的理論同樣是空洞的，因為這兩種功能都微不足道地存在於一切語言中，甚至在動物的語言中。它導致我堅定了我的「客觀主義者的」態度，而且它導致我——幾年以後——以我所稱的論證功能去補充布勒的三種功能。我認為語言的論證功能尤其重要，因為我把論證功能看作是一切批判思維的基礎。

　　在教育專科學院的第二年，由卡爾·波拉尼介紹我結識了海因裡希·貢佩爾茨教授。海因裡希·貢佩爾茨是提奧多·貢佩爾茨的兒子（提奧多·貢佩爾茨是《希臘思想家》一書的作者、約翰·斯圖亞特·穆勒的朋友和譯者）。像他的父親一樣，他也是一位出色的希臘學者，並且對認識論也極感興趣。他是我僅遇到過的第二位專業哲學家，也是我遇到的第一位大學的哲學教師。在這之前，我已結識了尤利葉斯·克拉夫特（漢諾威人，我的一位遠親，是列奧納德·納爾遜的學生），後來他成了法蘭克福的一位哲學和社會學教師；我和他的友誼一直保持到1960年他去世為止。

　　像列奧納德·納爾遜一樣，尤利葉斯·克拉夫特是個非馬克思主義的社會主義者，我們之間進行的討論常常要持續到第二天淩晨，我們的爭論一半是集中在我對馬克思的批評上，另一半則是關於認識論的，主要是康德的所謂「超驗演繹」（我認為它是用未經證明的假定作為論據），他對二律背反的解決方法，以及納爾遜的《論認識論的不可能性》。我們之間在這些問題上展開了激烈的論戰，這場論戰從1926年一直持續到1956年，在他於1960年去世前幾年，我們一直沒有得到任何接近一致的看法。而在馬克思主義的問題上，我們卻很快就達成了一致的認識。

　　海國裡希·貢佩爾茨對我總是很耐心。他以尖刻和挖苦聞名，可是我卻從未碰到過。雖然在談到他的一些知名的同事，如布倫塔諾和馬赫等人物的故事時，他可能是最詼諧的。他不時地邀請我去他家作客，並讓我發表看法。通常我給他看我的部分手稿，但他很少發表評論。他決不對我不得不說的看法進行批評，但他卻常常把我的注意力引到那些對我自己的論題有影響的有關論點、書籍和文章上。直到若干年後，我把我第一本書的手稿（仍未發表，見下面第16節）給他時，他才表明他發現我所說的是重要的。後來（1932年12月），他給我寫了一封高度評價我那本書的信，這是我收到的第一封對我所寫的作品如此高度評價的信。

　　我讀了他的全部著作，這些著作就它們的歷史方法來說是傑出的：他能夠把一個歷史問題探究到底，從赫拉克利特一直到胡塞爾並且（在談話中）一直到奧托·韋寧格，他本人認識韋寧格，並認為他幾乎是一個天才。我們在心理分析方面看法不一致。這時他相信心理分析，並且在《意象》上發表了他的看法。

　　我與貢佩爾茨討論的問題是知識心理學或發現心理學問題，正是在這個時期我在把這些問題換成發現的邏輯問題。我越來越強烈地反對任何心理學方法，包括貢佩爾茨的心理學主義。

　　貢佩爾茨自己曾批判過心理學主義——只是後來才陷入心理學主義。主要是在和他的討論中，我開始強調我的實在論，我相信存在著一個實在的世界，認識的問題就是如何去發現這個世界的問題。我開始確信，如果我們要論證這一點，而又不跌進心理學主義、唯心主義、實證主義、現象論甚至唯我論——所有我拒絕認真對待的觀點的陷阱中，我們就不能從我們的感覺經驗（甚至從我們的感情，如同貢佩爾茨理論所要求的那樣）出發。我的社會責任感告訴我，認真對待這類問題就是知識分子的一種背叛，就是濫用我們應該用於真正問題上的時間。

學達書庫(xuod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