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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三


  ◎10.第二段離題話:教條思維和批判思維;沒有歸納的學習

  康拉德·羅倫茲是動物心理學領域一個驚人理論的作者,這個被他稱為「印刻作用」的理論意指:幼小動物有一個天生的機制來匆匆得出不可動搖的結論。例如一隻剛孵出的小鵝把它看到的第一個運動的物體認作它的「母親」。這種機制很適合正常的環境,雖然對小鵝來說有一點風險。(正如我們從羅倫茲那裡得知的,選擇養父母也是冒險的。)但是它們在正常的環境下是一種成功的機制,並巳在某些不很正常的環境下也是如此。

  關於羅倫茲的「印刻排用」以下諸點是重要的:

  (1)它是一個——不是惟一的——通過觀察進行學習的過程。

  (2)在觀察的刺激下所解決的問題是天生的,也就是小鵝在遺傳上決定要尋找它的「母親」:它期望看到它的母親。

  (3)解決問題的理論或期望在某種程度上也是天生的,或由遺傳決定的:它遠遠超出了實際觀察以外,觀察僅僅是(比方說)釋放或者激發對在有機體內大部分已預先形成的理論的採納。

  (4)這種學習過程是非重複的,雖然它要花一定的時間(短暫時間),並且在有機體方面,通常要包括一些活動和「努力」;因此它包括一種離正常遇到的不太遠的境況。我把重複作為歸納的特徵,因此這種非重複的學習過程是「非歸納的」。(非重複學習的理論可描述為選擇性的或達爾文主義的理論;而歸納學習或重複學習的理論是訓導性學習的理論,它是拉馬克主義的。)當然,這純粹是術語性質的:如果有人堅持把「印刻作用」稱為歸納過程,那麼我將不得不改變我的術語。

  (5)觀察本身的作用僅僅像在一把鎖中轉動鑰匙一樣。它的作用是重要的,但是高度複雜的結果差不多全是預先決定的。

  (6)印刻作用是一種絕對不可逆的學習過程,就是說,它不易接受糾正或修改。

  當然,在1922年我對康拉德·羅倫茲的理論一無所知(雖然當他在阿爾騰堡還是個孩子的時候,我就認識他,在那裡我們有一些共同的密友)。我要在這裡使用印刻作用理論,僅僅作為說明我自己的猜想的一種手段,猜想與印刻作用類似,但又不同。我的猜想不是關於動物的(雖然我受到C·勞埃德·摩根的影響,甚至更多地受到H·S·詹寧斯的影響),而是關於人的,尤其是關於少年兒童的。就是這樣。

  大多數(或許全部)學習過程在於理論的形成,即期望的形成。某個理論或猜想的形成總是有一個「教條」的階段,並且常常有一個「批判的」階段。這種教條的階段與印刻作用共有(2)到(4)的特徵,有時具有(1)和(5)的特徵,但通常不共有(6)的特徵。批判階段在於在期望落空或反駁的壓力下放棄教條的理論,並且試驗其他教條。我注意到教條有時是如此牢固地佔據著地盤以致任何失望也不能動搖它。很清楚,在這種情況下——雖然僅僅在這種情況下——教條理論的形成非常接近于印刻作用,而(6)是印刻作用的特徵。然而我卻傾向於認為(6)是一種精神神經的失常(即使精神神經病並不真正使我感興趣,使我感興趣的是我正在試圖瞭解的發現心理學)。對(6)的這種態度說明我所考慮的與印刻作用不同,雖然也許與它有關。

  我把這種理論形成的方法看成是通過試(驗)錯(誤)進行學習的一種方法。但是當我把理論教條的形成稱為「試驗」的時候,我並不是指隨機的試驗。

  考慮一下試錯程序中試驗的隨機性(或其他)問題是有意義的。舉一個簡單的算術例子:用一個我們背不出乘法表的數(如74856)去除,通常用試錯法去做;但這並不意味著試驗是隨機的,因為我確實知道7和8的乘法表。當然我們可以為計算機編制程序,用隨機選擇十個數字0,1,…,9中一個數字的方法來除,如果有錯誤,就用同樣的隨機程序選擇餘下九個數字中的一個(錯誤的數字已被排除),但是這顯然不如一個更為系統的程序:至少我們應使這個計算機注意到它的第一次試驗有錯誤是由於所選擇的數字太小或者太大,因而可縮小第二次選擇的數字範圍。

  就此例而言,隨機性概念原則上是可以應用的,因為在長除法中的每一步驟是從一組明確界定的可能性(數字)中作出選擇。但是在通過試錯法學習的大多數動物的例子中,可能的反應(複雜程度不等的運動)的範圍或集合不是預先給出的;而且由於我們不知道這個範圍的要素,所以我們就不能給出它們的概率,但為了談論明確意義上的隨機性,我們就必須這樣做。

  因此我們不得不擯棄這樣一個想法,即:試錯法一般或通常是用隨機的試驗進行的,即使我們可以用某種獨創性建立一些高度人為的條件(例如為大鼠設迷宮),對於這些條件隨機性概念是可應用的。但是,僅僅是它的可應用性當然不能確定試驗事實上是隨機的:我們的計算機的優點可能就在於採用一種更為系統的選擇數字的方法(而跑迷宮的大鼠可能也不是根據隨機的原則進行的)。

  另一方面,在應用試錯法來解決諸如適應(例如迷宮)問題的任何情況下,這些試驗通常不是由問題決定的,或者不是完全由問題決定的;它們不可能預知(未知的)解決方法,除非發生僥倖的意外。用D·T·坎貝爾的術語,我們可以說這些試驗必然是「盲目的」(也許我寧願說它們「對問題的解決必然是盲目的」)。這不是由於試驗,而只是由於批判的方法,消除錯誤的方法,使我們在按照教條進行試驗後發現它是否是個幸運的猜測;即它是否十分成功地解決手頭上的問題,暫時避免被淘汰。

  然而試驗對於問題的要求並不總是很盲目的,問題經常決定嘗試從中選擇的範圍(例如數字的範圍)。戴維·卡茨對此作了很好的描述:「饑餓的動物把環境分為可食的和不可食的。逃竄的動物看到的是脫身之路和藏身之處。」另外,這個問題可以隨著連續的試驗而有變化;例如,範圍可以縮小。但是也可存在著迥然不同的情況,尤其在人類這個層次更是如此;在這些情況下,一切取決於一種突破設定範圍限制的能力。這些情況說明,範圍本身的選擇就可以是一種嘗試(一種無意識的猜想)。並且說明批判思維可不僅是擯棄任何特定的嘗試和猜想,而且是擯棄一種人們可稱之為更深刻的猜想——「一切可能的嘗試」範圍的設定。我認為,這就是在「創造性」思維的許多情況中發生的事。

  在我看來,除了對問題的興趣強度外,作為創造性思維特徵的東西常常是那種突破範圍限制——或改變範圍——的能力,缺少創造性的思想家就從這個範圍中選擇他的嘗試。這種能力顯然是一種批判能力,也可說是批判的想像力。它常常是文化衝突的結果,即各種觀念之間或觀念框架之間衝突的結果。這種衝突可以幫助我們突破我們想像刀的通常界限。

  然而,類似這樣的一些話很難使那些探索創造性思維心理學理論的人,尤其是使探索科學發現心理學理論的人感到滿意。因為他們追求的是一種成功的思維的理論。

  我認為,要求一種成功的思維的理論是不可能得到滿足的,而且它也不同於要求一種有創造性思維的理論。成功取決於許多事情——例如運氣。成功可能取決於遇到一個有希望的問題。成功不取決於預感到什麼。成功取決於諸如一個人在試圖跟上最新的進展與集中于創立自己的思想之間幸運地分配時間這類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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