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盡的探索(12)_卡爾·波普爾

一二

　　◎9．早期的研究

　　雖然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的數年對我的大多數朋友以及我自己來說都是冷酷無情的，但卻是一個令人振奮的時期。這並不是因為我們高興。我們大多數人既無前途又無計劃。我們生活在一個貧窮的國家裡，內戰是這個國家特有的地方性流行病，不時地突然爆發。我們常常是消沉的、沮喪的、厭煩的。但找們正在學習，我們的思想是活躍的，並且在成長中。我們貪婪地閱讀，博覽群書；辯論，改變我們的見解，研究，去粗取精，思考。我們聽音樂，去美麗的奧地利山中徒步旅行，同時夢想有一個更好、更健康、更樸素、更誠實的世界。

　　在1919年至1920年的冬大，我離家去一個由學生們改建而成的極其簡陋的學生之家居住，那羅原是一個被廢棄的軍醫院的一部分。我想自力更生，並且想不再成為父親的負擔，父親早已年逾六旬了。他在戰後無法控制的通貨膨脹中花去了所有的積蓄。我父母本來希望我能呆在家裡。

　　我以前一直在阿爾弗雷德·阿德勒的兒童指導診療所做一些無報酬的工作，而現在我正做著其他一些幾乎沒有報酬的零工。其中有些工作是艱苦的（築路）。但是我也輔導一些十分慷慨的美國大學生。我的需求非常少：沒有多少可吃的，我不抽煙也不喝酒。惟一的必需品是買幾張有時難以弄到手的音樂會的門票。雖然門票是便宜的（如果是站票的話），但是多年來門票幾乎是每天的開支。

　　在大學裡我選聽各種科目：歷史、文學、心理學、哲學甚至醫學院的課。但是不久我就放棄了聽課，除了數學和理論物理學那些課外。那時，這所大學有著最傑出的教師，但是讀他們的書所得的體會要比聽他們的課多得多。（研究班的課是專為高年級學生開的。）通過閱讀《純粹理性批判》和《緒論》，我也開始闖出了我的路。

　　只有數學系的課才真正是饒有趣味的。那時候的教授是威丁格、富爾韋恩格勒和漢斯·哈恩。這三位都是享有世界盛名的有創見的數學家。系裡傳說威丁格是他們三個中最偉大的天才，但我覺得難以理解。富爾韋恩格勒在頭腦清楚和對其科目（代數、數論）的精通上是令人驚異的。但是我大部分知識是向漢斯·哈恩學的。他的講課達到了我再也沒有見過的完美無缺的程度。他的每一次講課都是一件藝術品：邏輯結構鮮明突出；一字不多；純淨無瑕；語言優美而文明。上課的題目以及有時討論的問題是用激動人心的歷史概述作為引子。雖然由於盡善盡美而有點孤芳自賞，但一切都是生氣勃勃的。

　　還有多采恩特·海利，他講授概率論，從他那裡我第一次聽到了理查德·馮·米塞斯的名字。後來從德國來了一位非常年輕而可愛的教授庫爾特·雷德邁斯特，他呆的時間不長；我去聽他的張量代數課。所有這些人——也許除了雷德邁斯特外，他是不喜歡有人插話的——都是受人崇拜的。他們的才華遠遠超出我們能力所及的範圍。在教授和沒有資格做哲學博士論文的學生之間是沒有接觸的。我既沒有一點點雄心，也沒有希望去結識他們。我決沒有想到後來我能直接結識哈恩、海利、馮·米塞斯和教過理論物理學的漢斯·梯爾林。

　　我研究數學只是因為我要學習，並且我想在數學方面我會學到一些有關真理的標準；也是因為我對理論物理學有興趣。數學是一個龐大而困難的科目，如果我曾想到要成為一個專業數學家的話，我可能早就洩氣了。但是我沒有這種雄心壯志。如果我想到未來的話，我夢想有一天能建立一所學校，在這所學校裡，年輕人能學而不厭，鼓勵他們提出問題，討論問題；在這所學校裡，不必去聽那些沒有人提問的多餘解答；而人們也不是為了通過考試才去學習。

　　我于1922年作為同等學歷通過了我的「考試」，如果我連續上學的話，那麼我就該早一年通過了。但是這個試驗值得我「失去的」那一年。我現在終於完全成為一個有學籍的大學生了。兩年後我在一所師範學院通過了第二次「考試」，這使我取得了在小學任教的資格。我是在學做家具木匠的時候進行這次考試的。後來我又獲得在中學教數學、物理和化學課的資格。然而對教師來說是找不到工作的，在我結束家具木匠的學徒生涯後，正如我已提到過的，我成了一個負責照顧孤兒的社會工作者（保育員）。

　　在這個時期的早期，我進一步發展了關於科學理論（如愛因斯坦的理論）與偽科學理論（加弗洛伊德和阿德勒的理論）之間分界的思想。我已經明白：使一個理論或一個陳述成為科學的是它拒絕或排除一些可能事件發生的能力——禁止或阻止這些事件發生的能力。因此，一個理論禁止得越多，它告訴我們的就越多。

　　雖然這個思想是和一個理論的「信息內容」的思想密切聯繫的，並且概括了後者的思想，但是在那時我沒有使它發展得超過這一點。然而我非常關心教條思維及其與批判思維的關係問題。使我特別感興趣的是這樣一種觀念，即：我看作前科學的教條思維是批判思維成為可能所需的一個階段。批判思維必須有在它以前就存在的要批判的東西，而我認為它必定是教條思維的結果

　　這裡我將就分界問題和我的解答再說幾句話。

　　（1）正如我最先想到的一樣，分界問題不是區分科學和形而上學的問題，而是區分科學和偽科學的問題。我在那時對形而上學絲毫不感興趣。只是在後來才把我的「分界標準」擴展到形而上學。

　　（2）這就是我在1919年的主要思想。如果有人提出一個科學的理論。那麼他就應該像愛因斯坦所做的那樣回答這個問題：「在什麼條件下我會承認我的理論是站不住腳的？」換言之，我會承認哪些可設想的事實是對我的理論的反駁或否證」？

　　（3）我曾對這樣的事實感到震驚，即歷史決定論者（他們聲稱他們是社會科學家）和各種學派的精神分析學家都能把任何可設想的事件解釋為對他們理論的證實。這與我的分界標準一起使我得到以下觀點：只有作為反駁而不成功的嘗試性反駁才算得上是「證實」。

　　（4）我仍然堅持（2）。但是當稍後我試驗性地引入了一個理論的可否證性（或可檢驗性或可反駁性）作為分界標準的思想時，我立即發現每一個理論對於批判都能「免疫」（這個絕妙的術語應歸功於漢斯·阿爾伯特）。如果我們允許這種免疫，那麼每一個理論都是不可否證的，因此我們必須至少排除一些免疫。

　　另一方面我也認識到我們不必排除一切免疫，甚至不必排除一切引入特設性輔助假說的免疫。例如，觀察到的天王星的運動可能被認為是對牛頓理論的否證。反之，一顆外層行星的輔助假說是特設地引入的，因此使理論免疫。這樣做的結果是幸運的；因為這個輔助假說是一種可檢驗的假說，即使是難以檢驗的，而它成功地經受住了檢驗。

　　所有這一切不僅表明某種程度的教條主義甚至在科學方面是有成果的，而且表明從邏輯上說，可否證性或可檢驗性不能被認為是一個截然分明的標準。後來，在《研究的邏輯》中，我非常充分地討論了這個問題。我引入了可檢驗性程度，而可檢驗性程度原來與內容（的程度）有密切聯繫，並且是驚人地富有成果：增加內容成了我們是否應該試探地採納一個輔助假說的標準。

　　儘管所有這一切都在1934年我的《研究的邏輯》一書中作了清楚的陳述，但是對我的觀點仍然流傳著種種傳說。這些傳說現在仍然存在。首先，說我引入了可否證性作為意義標準而不是分界的標準。其次，說我沒有看到兔疫總是可能的，因此忽視了這樣一個事實，即：既然所有的理論都能得到挽救免於否證，那就根本沒有任何理論能被描述為「可合證的」了。換句話說，在這些傳說中，我自己的結果卻成了擯棄我的路徑的理由。

　　（5）作為一種概括，借助於例子來說明各種類型的理論體系怎樣與可檢驗性（或可否證性）和免疫程序有關，這也許是有用的。

　　（a）存在著純粹存在性質的形而上學理論（在《猜想和反駁》一書中進行了專門討論）。

　　（b）存在著類似弗洛伊德、阿德勒和榮格的心理分析理論或類似（十分模棱兩可的）占星學那樣的理論。

　　無論（a）或（b）都是不可否證的或不可檢驗的。

　　（c）存在著人們稱之為「樸素的」理論，諸如「天鵝皆白」或地心說的「除行星以外，所有星體均以正圓軌道運行」。地心說可將開普勒定律包括在內（儘管它們在許多意義上是非常精緻的）。當然這些理論是可否證的，雖然否證是能夠規避的：免疫總是可能的，但是規避通常是不誠實的：比方說否認黑天鵝是天鵝，或否認它是黑的；或否認不按開普勒定律運行的行星是行星。

　　（d）馬克思主義的例子是有趣的。正如我在《開放社會》中所指出的，人們可以認為馬克思的理論已被俄國革命期間發生的事件所反駁。根據馬克思的學說，革命的變化是從基礎開始的，可以說是生產資料首先改變，然後是生產的社會條件、政治權力，最後改變的是根本的意識形態信仰。但在俄國革命中，政治權力首先改變，然後意識形態（專政加電氣化）開始從上而下改變社會條件和生產資料。為了規避這種否證對馬克思的革命理論作的重新解釋，使它免於遭受進一步的攻擊，但卻把它變成了庸俗的馬克思主義的（或社會分析的）理論，這個理論告訴我們「經濟動機」和階級鬥爭充滿了社會生活。

　　（e）存在著像牛頓的或愛因斯坦的引力理論那樣的更抽象的理論。這些理論是可否證的——比方說，沒有發現預言的攝動，或代替日食觀察的雷達檢驗得到否定結果。但是在這些情況下，乍一看來有效的否證不僅可用無聊的免疫來規避，而區也可用引入可檢驗的輔助假說來規避，像天王星和海王星那類情況一樣，因而這個系統——由原來理論加上輔助假說組成——的經驗內容大於原來系統的內容。我們也可認為是信息內容的增加——是我們的知識增長的一例。當然也存在著僅僅是規避免疫的輔助假說。它們是減少內容的。所有這一切提示，方法論規則不能容忍減少內容的策略（或者用伊姆雷·拉卡托斯的術語來說，不能容忍「退化性問題轉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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