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盡的探索(11)_卡爾·波普爾

一一

　　在我花費幾年時間的研究之後，我才有信心覺得我掌握了歷史決定論的核心。它是由一種歷史預言所組成，這種預言又與不言而喻地訴諸以下的道德準則結合在一起：幫助實現不可避免的事！儘管這樣，我不打算發表我對歷史決定論的批評，因為在奧地利，反馬克思主義幾乎與那些後來被稱為法西斯主義的獨裁主義運動是一回事。當然我向我的朋友談了這個問題。但是直到16年之後即1935年，我才開始寫作有關歷史決定論的文章，並打算發表我寫的東西。結果兩本書在1935年與1943年間問世了——《歷史決定論的貧困》和《開放社會及其敵人》。

　　但是，在我現在所說的那個時候（想必是在1919或1920年），引起我反感的一件事是我的一些馬克思主義者朋友和同學的自以為是，他們幾乎認為他們是工人階級未來的領導者是理所當然的。我知道，他們並沒有特殊的天資。他們能有發言權的就是他們對馬克思主義文獻有所瞭解——甚至並不透徹，當然談不上批判的態度。他們當中的大多數對體力勞動者的生活比我瞭解得更少（我至少在戰爭期間在一家工廠工作了幾個月）。我對這種態度反應強烈。我感到我們在能夠學習這一點上享有特權——實際上並非理應如此——我決心努力成為一個體力勞動者。我也決心永不追求政黨政治方面的任何影響。

　　事實上，我有幾次努力想成為一個體力勞動者。我的第二次努力失敗了，因為我沒有夜以繼日持續不斷地用鶴嘴鋤去挖混凝土路面所需的體力。我最後的努力是成為一個家具木工。這項工作在體力上要求不高，但麻煩的是一些引起我興趣的思辨想法干擾了我的工作。

　　也許這是談論我是何等欽佩維也納的工人和他們的偉大運動——由社會民主黨所領導的——的地方，儘管我認為他們的社會民主黨領導人持有的歷史決定論是致命的錯誤。他們的領導人能夠用對他們所負使命的不可思議的信仰激勵他們，他們相信這種使命正是全人類的解放。雖然社會民主運動主要是無神論的（儘管有一個小而令人佩服的團體稱自己為宗教社會主義者），但是整個運動受到只能被說成是一種狂熱的宗教式的和人道主義的信仰的鼓舞。它是這樣一種工人運動：工人們教育自我因而完成他們的「歷史使命」，解放自己因而幫助解放全人類，而首先是要結束戰爭。

　　許多工人，年輕的和年老的，利用他們有限的業餘時間上補習課，或者上「人民大學」。他們不僅對自我教育，而且對教育他們的子女和改善居住條件都懷著濃厚的興趣。那是一個令人佩服的計劃。在他們的生活中也許有時顯示出有點一本正經，他們用登山代替酗酒，用古典音樂代替搖擺舞音樂，用嚴肅讀物代替驚險小說。這些活動都是和平的，而阻是在受到法西斯和潛在內戰毒害的氣氛中進行的；同時最不幸的也是在受到工人領導者的那種重複而混亂的威脅的氣氛中進行的，他們威脅說，他們要放棄民主的方法，要訴諸暴力——歷史決定論模棱兩可的態度的一份遺產；這個偉大的運動以及它之遭到法西斯主義的悲劇性破壞給英國和美國的某些觀察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例如，G·E·R·格達伊）。

　　甚至在我擯棄歷史決定論以後，我還做了幾年社會主義者；並且如果社會主義有可能與個人自由相結合，那麼我仍然是個傳統的社會主義者。因為沒有什麼能比在一個平等的社會中過著一種樸素、簡單而自由的生活更好的了。我花了一些時間才認識到這不過是一個美好的夢想；自由比平等更重要；認識到試圖實現平等就會使自由受到危險；如果喪失了自由，那麼在不自由者當中甚至不可能有平等。

　　與歷史決定論的邂逅是我智力發展中的一件大事。它給了我許多永遠忘不了的教訓。它教給了我蘇格拉底的名言：「我知道我一無所知。」它使我成為一個可錯論者，它使我銘記智力上謙虛的價值；並且它使我清楚地意識到教條思維和批判思維之間的區別。與這個邂逅相比，我與阿爾弗雷德·阿德勒的「個人心理學」和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學有些類似模式的邂逅——大約是同時發生的（都發生在1919年）——的重要性就比較次要了。

　　回顧那年我驚奇地感到在如此短的時間內，影響一個人智力發展的事情竟會如此之多。因為在同時我知道愛因斯坦，這對我思想的影響成為支配性的。從長遠來看，也許是所有影響中最重要的。1919年5月，愛因斯坦關於日食的預言被兩個英國探測隊成功地驗證了。由於這些驗證，一個新的引力理論和一門新的宇宙學，不僅僅作為一種可能性，而且作為對牛頓引力理論的一次真正的改革——更好地接近真理——突然出現了。

　　愛因斯坦在維也納作了一次講演，我聆聽了這次講演；但是我只記得我感到眼花繚亂。這件事完全超出我的理解力以外。我一直受到一種把牛頓力學和麥克斯韋電動力學作為不容置疑的真理一併接受的氣氛的薰陶。甚至馬赫在他的《力學的科學》一書中雖然批判了牛頓絕對空間和絕對時間的理論，但還是保留了牛頓定律——包括慣性定律，他為這個定律提供了一個新的引人入勝的闡釋。他儘管考慮到一種非牛頓理論的可能性，但卻認為在我們開始著手這種理論之前，必須等待新的經驗，而這種新經驗也許會來自新物理學或天文學關於空間區域的知識，那種空間區域中容納了比我們太陽系中所能發現的更迅速更複雜的運動。赫茲的力學除了對它的描述以外，也沒有背離牛頓力學。

　　對牛頓力學真理性的一般假定當然是它的驚人成功的結果，海王星的發現是成功的頂點。這個成功給人留下了如此深刻的印象，是因為（正如我後來說的）牛頓力學反復地糾正了它打算說明的經驗材料。然而儘管如此，愛因斯坦還是設法提出了一個真正可供選擇的理論，並且看來是一個更好的理論，而並沒有去等待新的經驗。像牛頓自己一樣，他在我們太陽系內（和太陽系外）預見到了一些新的效應。並且其中某些預見在檢驗時，已證明是成功的。

　　幸運的是，一位出色的學數學的年輕學生馬克斯·艾爾斯坦向我介紹了這些思想，他是我的一個朋友，于1922年去世，死的時候只有21歲。他不是一個實證主義者（愛因斯坦在那時和後來幾年是一個實證主義者），所以他強調愛因斯坦理論的客觀方面：場論的探討；電動力學、力學以及它們的新聯繫；關於新宇宙學的驚人的思想——一個有限而又無邊的宇宙。他把我的注意力引向這樣一個事實，即：愛因斯坦自己把牛頓理論看作非常接近事實的理論，是支持他的理論的一個重要證據；而且愛因斯坦雖然確信他的理論比牛頓理論更接近事實，但他把自己的理論僅僅看作是走向更普遍的理論的一步；而且甚至在日食的觀察之前，赫爾曼·韋爾就已經出版了一本書（《空間、時間、物質》，1918年德文版），在這本書裡提出了一個比愛因斯坦的理論更普遍、更包羅萬象的理論。

　　無疑，愛因斯坦把這一切，特別是自己的理論都銘記在心，因為他在另一處寫道：「任何物理理論都不會獲得比這更好的命運了。即一個理論本身指出創立一個更為全面的理論的道路，而在這個更為全面的理論中，原來的理論作為一個極限情況繼續存在一下去。」但是給我印象最深的是愛因斯坦本人的明確的陳述：如果他的理論在某此檢驗中遭受失敗，那麼他就認為他的理論是站不住腳的。例如，他因此寫道：「如果由於引力勢的光譜線紅移不存在的話，那麼廣義相對論就站不住腳。」

　　這種態度與弗洛伊德、阿德勒的教條態度絕然不同，與他們追隨者的教條態度就更不同了。愛因斯坦那時正在尋找判決性實驗，判決性實驗與他的預見一致根本不會證實他的理論；而不一致的話，正如他第一個強調的，會表明他的理論站不住腳。

　　我感到這才是真正的科學態度。它與那種經常聲稱要為他喜愛的理論尋找「證實」的教條態度是截然不同的。

　　因此於1919年未，我得出了一個結論：科學的態度就是批判的態度，這種態度並不去尋找證實，而是去尋找判決性的檢驗；這些檢驗能反駁被檢驗的理論，雖然這些檢驗決不能證實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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