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盡的探索(3)_卡爾·波普爾

三

　　◎3．早期的影響

　　我是在滿屋書香的氣氛薰陶下成長的。我父親西蒙·西格蒙德·卡爾·波普爾博士，像他的兩個兄弟一樣，是維也納大學的法學博士。他有一個大藏書室，那裡到處是書——除了餐廳外，在餐廳裡，有一架柏森多夫式的大鋼琴以及許多冊巴赫、海頓、莫紮特、貝多芬、舒伯特和勃拉姆斯的作品。父親與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同歲——父親擁有他的著作，並在這些書出版時就已讀過。我父親是一個出席高級法庭的律師和法務官。至於我母親燕妮·波普爾，母親姓施夫，我在談論音樂的時候將更多地講到她。我父親是一個有才華的演說家，我聽到他在法庭上辯護只有一次，那是1924年或1925年，當時我自己是個被告。依我看來，這個案子是再清楚不過的。因此我沒有請父親為我辯護，可他堅持為我辯護，我深感為難。但是他那精練、明確、真誠的演說給我留下了極深刻的印象。

　　我的父親在他的專業工作中十分努力，他一直是維也納最後一任自由派市長卡爾·格呂勃爾博士的朋友和夥伴，父親還接管了他的法律事務所。這個事務所是我們居住的那座大公寓的一部分，它正好位於維也納市中心，大教堂（斯蒂芬教堂）中門的對面。雖然他每天在這個事務所裡工作的時間很長，但實際上與其說他是一個律師，毋寧說他是一個學者。他是一個歷史學家（他的藏書室裡有關歷史的書籍數目相當可觀），尤其對古希臘時期以及18、19世紀的歷史感興趣，他寫詩，並且把希臘文和拉丁文的詩歌譯成德文；（他很少講這些事。純屬偶然，有一天我發現賀拉斯的一些歡快的詩歌的譯文。他獨特的天賦是明朗的風格和強烈的幽默感。）他對哲學有濃厚的興趣。

　　我一直保存著他的柏拉圖、培根、笛卡兒、斯賓諾莎、洛克、康德、叔本華，以及愛德華·馮·哈特曼的著作；由提奧多·貢佩爾茨（我的父親高度評價他的《希臘思想家》一書）編輯的J·S·穆勒選集的德譯本；基爾凱郭爾、尼采、倭鏗的大部分著作以及恩斯特·馬赫的著作；弗裡茨·毛特納的《語言的批判》以及奧托·韋寧格的《性別和性格》（這兩本書似乎都對維特根斯坦有些影響）；以及達爾文大部分著作的譯本（他的書房裡掛著達爾文和叔本華的畫像）。

　　當然還有德國、法國、英國、俄國和斯堪的那維亞權威作家的文學作品。但是社會問題是他的主要興趣之一。他不僅有馬克思和恩格斯、拉薩爾、卡爾·考茨基和愛德華·伯恩斯坦的主要著作，而且還有馬克思的批評家波姆－巴維克、卡爾·曼格爾、安東·曼格爾、P·A·克魯泡特金以及約瑟夫·波普爾-林克烏斯（顯然是我的一個遠親，因為他出生在科林，我祖父就是這個小城鎮的人）的著作。藏書室還有一個和平主義的專架，上面有貝塔·馮·蘇特納、弗裡德裡·威廉·福斯特以及諾爾曼·安格爾的書。

　　因此在我能夠閱讀這些書以前很久，它們就成了我生活的一部分。在我學會閱讀前不久，我母親讀給我的兩個姐姐和我（我是三個孩子當中最小的一個）聽的第一本書給我留下了深刻而難以磨滅的印象。這是偉大的瑞典作家塞爾瑪·拉格勒夫的一本兒童讀物，德譯本頗為優美，書名為《小尼爾斯·霍爾格森和鵝的奇遇》，英譯本名為《尼爾斯歷險記》。許多年來，我反復閱讀這本書，至少一年一次；最後，我可能不止一次地閱讀了塞爾瑪·拉格勒夫所有的作品。我不喜歡她的第一部小說《古斯塔·伯杯》，雖然這本書無疑是十分著名的。但對我來說她的其他每一本書都是傑作。

　　學習閱讀和寫作，當然是一個人智力發展過程中的重要事情。任何事情都無法與之比擬，因為，幾乎很少有人（海倫·凱勒大為例外）能夠記得學習說話對他們意味著什麼。我將永遠感謝我的啟蒙老師艾瑪·戈爾德伯格，他教會了我三個R。我認為，這些是必須教給一個孩子的惟一必要的東西；有些孩子為了學習這些甚至不需要別人教。其餘的就是氣氛，以及通過閱讀和思考去學習。

　　除了我的雙親、我的啟蒙老師和塞爾瑪·拉格勒夫以外，我認為對我早期智力發展影響最大的是我終生的朋友阿瑟·昂特。他是拿破崙戰爭期間德國民族主義的著名奠基人之一恩格特·莫裡茨·馮·昂特的一位親戚。而阿瑟·昂特是一個熱情的反民族主義者。雖然他是德國人的後裔，卻出生於莫斯科，並在那裡度過了他的青年時代。他比我大20歲，當我在1912年第一次遇到他時，他已年近30。他在裡加大學學習工程學。

　　在1905年未成功的俄國革命中，他曾是學生領袖之一。他是一個社會主義者，同時又是布爾什維克的強烈反對者。從1905年起，他就結識了布爾什維克的某些領導人。他把他們描繪成社會主義的耶穌會教士，就是說，他們做得出犧牲無辜的人、甚至違背他們自己心願的事來，因為偉大的目的可以不擇手段。昂特不是一個堅信不移的馬克思主義者，但他認為馬克思是迄今為止最重要的社會主義理論家。他發現我非常願意聽取社會主義思想，而我覺得，沒有什麼能夠比結束貧困更為重要的了。

　　昂特對恩斯特·馬赫和威廉·奧斯特瓦爾德的門徒們發起的運動也有濃厚的興趣（遠遠超過我的父親對它的興趣）。這個團體的成員自稱為「一元論者」。（與著名的美國雜誌《一元論者》有聯繫，馬赫是這個雜誌的撰稿人，）他們對科學和認識論感興趣，對現在所稱的科學哲學感興趣。在維也納的一元論者中，「半社會主義的」波普爾－林克烏斯有相當多的追隨者，其中包括奧托·紐拉特。

　　我讀的第一本關於社會主義的書（可能是在我的朋友昂特的影響下——我的父親是不願意影響我的）是愛德華·貝拉米的《回顧》。我很可能在12歲就已經讀過這本書了，它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昂特帶我參加一元論者組織的去維也納森林的星期日遠足。在這些場合，他解釋和討論馬克思主義和達爾文主義。無疑，大部分內容不是我所能理解得了的，但是有趣而振奮人心。

　　在一元論者組織的這些星期日遠足中，有一次，是在1914年6月28日，當我們接近維也納郊區的時候，已近黃昏，我們聽說奧地利的王位繼承人弗朗茨·斐迪南大公，在薩拉熱窩被暗殺。大約在這之後一個星期，母親帶著我和兩個姐姐到離薩爾茨堡不遠的一個村莊阿爾特－奧塞去過暑假。在那裡，在我過12歲生日的那天，收到了我父親的一封信，他在信中說；「很不幸，因為戰爭」，所以他很抱歉不能如願參加我的生日聚會。由於我收到這封信正值奧匈帝國和塞爾維亞正式宣戰之日，所以我父親似乎意識到戰爭已來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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