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盡的探索(2)_卡爾·波普爾

二

　　◎2．章年的記憶

　　雖然我們大多數人都知道自己出生的日子和地點——我於1902年7月28日出生在維也納上聖代伊特區一個名叫希梅爾霍夫的地方——但很少有人知道他們的智力生活是什麼時候又是怎樣開始的。就我的哲學思想發展過程來悅，我的確記得它的一些早期階段，但它確實比我的感情和道德發展要開始得晚。

　　我覺得，當我還是個孩子的時候，我有些清教徒的味道，甚至是古板的，雖然這種態度的養成也許是由於我感到我無權參與評價除我以外的任何一個人。在我最早的記憶裡，我羡慕我的長者和強者，例如，我羡慕我的表兄艾裡克·施夫，我非常羡慕他比我大1歲，羡慕他的整潔，特別是羡慕他漂亮的相貌：我總是把漂亮的相貌看成是重要而又難得的天賦。

　　現在人們經常會聽說兒童生性殘酷。我不相信這種說法。當我是個孩子的時候，我就是美國人所說的那種「多愁善感的人」，而同情又是我所記得的最為強烈的感情之一。我最初經歷的愛的主要成分就是同情，這次經歷發生在我4－5歲的時候。我被送進幼兒園，幼兒園裡有一個美麗的小女孩雙目失明。她迷人的微笑，她雙目失明的悲劇，使我的心碎了。這是一見鍾情。雖然我只見到過她一次，而且僅僅只有一兩個小時，但我永遠忘不了她。後來再也沒有送我到這個幼兒園去，也許我母親注意到了我那時多麼心煩意亂。

　　當我還是一個幼小的孩子時，維也納一貧如洗的景象是使我焦慮不安的主要問題之一——以致它幾乎總是在我的腦海裡、現在生活在西方某一個民主國家的人很少有人知道本世紀初貧困意昧著什麼：男女老少饑寒交迫，希望渺茫；然而，我們孩子對此無能為力；我們所能做的只不過是要幾個銅板去送給那些窮人而已。

　　只是在許多年之後，我才發現我父親早已為挽救這種局面而長期努力工作，雖然他從來沒有談起這些活動。當時他在兩個委員會工作，這些委員會管理無家可歸者的收容所：一個是共濟會分會，管理一個孤兒院，他多年來一直是這個分會的會長；而另一個委員會（不是共濟會的）則建立和管理為無家可歸的成年人和流離失所的家庭提供的龐大的公共機構。（阿道夫·希特勒早期呆在維也納期間就被收容在後面這個機構中：「無家可歸者的收容所」。）

　　父親這項工作得到了出人意料的重視，那時老皇帝封他為弗朗西斯·約瑟夫等級的爵位，這不僅必定使人大吃一驚，而且必定是個問題。因為，雖然我的父親——像大多數奧地利人一樣——尊敬皇帝，但他卻是一個約翰·斯圖亞特·穆勒學派的激進自由主義者，而根本不是一個政府的支持者。

　　作為共濟會會員，他甚至還是當時被奧地利政府宣佈為非法的一個團體的成員，儘管弗朗西斯·約瑟夫的匈牙利政府沒有這樣宣佈。因此，共濟會會員們經常越過匈牙利邊界在普雷斯堡（現在捷克斯洛伐克的布拉迪斯拉發）去聚會。奧匈帝國雖然是君主立憲制，但並不受它的兩個議會控制：它們無權罷免兩位首相或解散兩個內閣，甚至投不信任票也不行。如果可以作一比較的話，那麼，奧地利議會似乎比威廉和瑪麗統治下的英國議會更加軟弱無能。當時幾乎沒有什麼牽制和平衡，有的只是嚴厲的政治審查；例如，我父親用西格蒙德·卡爾·弗呂格的筆名寫了一本才華橫溢的政治諷刺作品《公元1903年》，在1904年出版時就被警察查封了，直到1918年仍被列在禁書目錄上。

　　儘管如此，在1914年以前的那些日子裡，沙皇俄國西部的歐洲有一股自由主義的氣氛；奧地利也彌漫著這種氣氛，現在似乎被第一次世界大戰永遠毀滅了。維也納大學擁有許多真正出類拔萃的教師且享有很大程度的自由和自主。劇院也是如此，劇院在維也納生活中是重要的——幾乎和音樂一樣重要。皇帝遠離一切政黨，並且不支持政府中的任何一方。的確，他徹底地遵循索倫·基爾凱郭爾和丹麥克裡斯蒂安八世談的戒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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