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盡的探索(4)_卡爾·波普爾

四

　　◎4．第一次世界大戰

　　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那年，我正好12歲；戰爭的歲月和戰爭的後果對我的智力發展在任何一方面都是決定性的。它們使我對公認的輿論，尤其是政治見解持批判態度。

　　當然，在那個時候很少有人知道戰爭的含義。震耳欲聾的愛國主義喧囂響遍全國，甚至我們以前和戰爭販子格格不入的團體的某些成員都捲入了這種喧囂，我的父親感到悲痛和沮喪。但是昂特能看到一些希望。他希望在俄國發生民主革命。

　　後來我常常回憶這些日子。在戰爭之前，我們團體的許多人討論了一些政治理論，那些理論是堅定的和平主義的，至少是對現存秩序進行強烈批判的，他們還對奧德聯盟、對奧地利在巴爾幹尤其是在塞爾維亞的擴張主義政策持批判態度。他們突然變成這種政策的支持者，這使我大為震驚。

　　今天，我對這些事情有了更清楚一些的理解。這不僅是輿論的壓力，而且也是忠誠已經分裂的問題。而且也有恐懼——對暴力措施的恐懼，在戰爭期間，當局必定會採取這些措施來反對持不同政見者，因為在持不同政見和叛國之間並無絕然分明的界限。但在那時我大為困惑不解。當然，我對德國和法國的社會黨出了什麼毛病、他們的國際主義如何瓦解一無所知（在羅傑·馬丁·杜·加爾《梯玻勒》一書的最後一卷可以找到對這些事情的精彩描述。）

　　有幾個星期，在我的學校的戰爭宣傳影響下，我也受到了一點普遍情緒的感染。1914年秋，我寫了一首打油詩「慶祝和平」，我在詩中設想：奧地利人和德國人成功地抵抗了進攻（那時我確信「我們」受到了進攻），詩描繪和歌頌了和平的恢復。儘管這並不是一首十分好戰的詩，但是我很快就對「我們」受到了進攻這種設想感到慚愧之極。我認識到了奧地利人對塞爾維亞的進攻和德國人對比利時的進攻都是可怕的事情，而龐大的宣傳機器卻試圖使我們相信它們是正義的。1915年－1916年的冬天，我開始確信——無疑，在戰前社會主義宣傳的影響下——奧地利和德國的事業是非正義的，我們理應輸掉這場戰爭（所以，正如我天真地論證過的那樣，我們會輸掉這場戰爭）。

　　有一天，想必是在1916年，我拿著一份關於這種觀點的經過充分準備的聲明到父親那裡，但是我發現他的反應比我預料的冷淡。他比我更懷疑這場戰爭的是非曲直和戰爭的結局。當然，他在這兩方面都是正確的，而我顯然用過分簡單化的方式來看待這些事情。然而他十分認真地對待我的觀點，而且在詳盡討論之後，他表示傾向於同意這些觀點。我的朋友昂特也是如此。以後，我幾乎就沒有懷疑了。

　　與此同時，我所有夠年齡的堂兄弟們都在奧地利軍隊裡當軍官打仗，我們的許多朋友也是如此。我的母親仍然帶著我們到阿爾卑斯山脈去度暑假，而1916年我們又任在薩爾茨卡梅古特——這一次是在伊施爾，我們在那裡租了一間小屋，這間小屋高高地坐落在長滿樹木的坡上。弗洛伊德的姐姐羅莎·格拉夫和我們在一起，她是我父母的一個朋友。她的兒子赫爾曼只比我大5歲，在上前線前最後一次休假時，還穿著軍服來看望我們。之後不久就傳來了他的死訊。他的母親，以及他的姐姐——弗洛伊德最受寵愛的侄女——都悲痛欲絕。這使我認識到那些可怕的列著死亡、受傷和失蹤的人的長串名單的含義。

　　不久以後，各種政治問題又暴露出來。舊的奧地利是個多種語言的國家：有捷克人、斯洛伐克人、波蘭人、南斯拉夫人和講意大利語的人。有關捷克人、斯拉夫人和意大利人從奧地利軍隊開小差的傳聞到處散佈。瓦解已經開始。我們家的一個朋友當時正擔任軍法官，他告訴我們有關泛斯拉夫運動的情況（他不得不對這個運動進行專門研究），以及有關維也納大學和布拉格大學的一位哲學家、捷克人的領袖馬薩裡克的事。我們聽到了關於講捷克語的奧地利戰俘在俄國組成的捷克軍隊的事。後來，我們又聽到關於對叛國者判處死刑以及由奧地利當局指揮的對有不忠誠嫌疑的人實施恐怖統治的傳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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