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美國之路(174)_科林·鮑威爾

一七四

　　伊拉克入侵科威特，隨之威脅了沙特阿拉伯和石油的自由流動，那次危機與我國有重大利害關係。而最近的這些國外危機都與我國利害關係不大，不涉及我國的任何條約義務和國家的存亡問題。這些危機喚起的是我們的人道主義天性，它與條約義務或國家生存是完全不同的東西。美國人樂於動用自己的外交、政治和經濟資源幫助他人。我們引以自豪的是，我們隨時準備讓身穿軍裝的兒女到遠離祖國的地方執行人道主義任務。只是由於我們這樣做了，索馬裡人才在1992年那樣迅速地免於饑餓。這只是其中一個例子。但是一旦發生交戰——像在索馬裡那樣——而危及美國人的生命，我國人民理所當然地要求知道是為了什麼重大利益而做出那種犧牲的。

　　我認為不大可能再出現一種像舊的遏制戰略那樣一成不變地確定我國世界角色的新戰略。這個未定型而又未命名的新時代展示了光輝燦爛新篇章的前景。當我寫這部書的時候，我國沒有在任何地方與別國交戰，同時我們也不再像過去那樣，出於遏制戰略的需要必須去支持不遵守公認民主原則的令人討厭的政權。讓我們不要忘記過去半個世紀裡取得的巨大成就，即我們在冷戰中的勝利。在東西方對峙、互不信任時代，時刻籠罩著全世界的可怕的核毀滅威脅已經不復存在了。其軍事力量一度可與我國抗衡的那個擴張主義的專制帝國已經解體，它是多行不義必自斃。自由經濟制勝過了國家控制的經濟制度。這是自由的勝利，是我們這一代人留給世界的財富。能夠參加有如此重大歷史意義的一個時代的鬥爭，我感到無比榮幸。

　　我在國家安全崗位——無論是軍事崗位或是文職崗位上工作期間，一直注意不做帶政治色彩的事，不說帶政治色彩的話。用了相當一段時間我才丟掉一個軍人一生養成的習慣。在全國各地發表演說的過程中，我漸漸丟掉緘默的習慣，我的人生哲學也在發展。最需要指出的是，我對我國目前的企業活力印象至深。自由企業制生機勃勃，運轉良好。老企業擺脫了陳規陋習，恢復了競爭力。新一代美國人活躍奔忙，勇於冒風險，積極從事商業活動，不斷建立新企業，決心在世界市場上展開競爭，在技術上乘風破浪，跨入未來。我看到的一切都證實了我對自由企業制的信念。它創造新財富，增加新就業機會，使人民生活美好，刺激需求，促使建立新企業，開始新的良性循環。政府應只限於採取控制措施，以保護公共安全，防止勞資任一方妨礙競爭，除此之外不應干涉運作明顯成功的自由市場。

　　然而，使我感到關切的是，美國人當前的納稅負擔太重，很可能使我國的企業活力受到嚴重影響。來自消費者或企業的每一美元稅收發揮的作用，都不如把這一美元留在私人手中發揮的作用大。

　　我之所以如此強烈地相信創造就業機會的自由企業制，是因為就業能最妥善地解決大部分社會弊病。我的父母到這個國家來不是尋求政府支持，而是尋找就業機會。他們在興隆的服裝業提供的工作職位上勞動了一輩子。他們工資不高，但足以過上好的生活，撫養子女，甚至偶爾享受一下。

　　因為我表達了這些信念，有些人就急急忙忙給我貼上「共和黨人」的標簽。我並不是天生的反政府主義者，我是出生在經濟大蕭條、實施新政時期的孩子。在我童年時的家中，富蘭克林·羅斯福是一位英雄。政府幫助了我的父母，給他們提供了便宜的公共地鐵系統使他們能上班幹活，為他們的子女提供了公立學校，為他們提供了法律保護，使他們的勞動不受剝削。我母親加入的國際婦女服裝工人聯合會也保護了她，因為法律保證了該聯合會的集體合同權。社會保障制度使我的父母能夠在退休後不失尊嚴地生活。在晚年長期而痛苦的疾病中，老年保健醫療使他們享受了高質量的治療和照料。我受到了免費高等教育，因為紐約市向它的公民征了稅，以便對移民和工人階級的子女進行智力投資。

　　政府津貼計劃，包括社會保障制度和老年保健醫療，正在爆炸性地膨脹，貧困人民和中產階級對政府津貼計劃依賴性都很大。當代我們在國內面臨的巨大政治挑戰是如何把必需的財務責任與這種膨脹一致起來。現實地說，我們只有兩種選擇：要麼削減政府津貼計劃，要麼提高稅收以支付這種計劃。我們不能一直靠增加赤字使賬面平衡。然而許多從政的人都希望這些計劃不受嚴格的財務審議，因為不這樣做就要冒政治自殺的風險。我們正在把債務雪球越滾越大，作為留給子孫後代的遺產。只有我國領導人願意直截了當地向人民講清這一問題，同時人民願意接受嚴酷的現實，才有可能找到解決問題的辦法，使子孫後代免於背上壓斷脊樑骨的債務。當然，在我說這番話時我充分意識到我這樣說用不著躊躇，因為迄今我沒要求任何人投我的票。

　　雖然當前關於「減少政府干預」的要求是合理的，但我希望政府在履行其中一種職責時積極有力，這就是確保所有的美國人都享受憲法的保護。我國的憲法和民族道德心要求每個美國人都有尊嚴和受到尊敬，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享有同樣的機會。使我受益匪淺的60年代通過的平民權利法來之不易，是當前受嘲弄的自由主義者奮鬥的結果。這些自由主義者是勇敢的領袖，他們是在擊敗那些奢談「州權」和「財產權」的別有用心之徒的反對之後才贏得這些成果的。

　　權利平等和機會均等的真諦在於平等，並不意味著優惠待遇。優惠待遇，不管其本意多麼善良，最終總會引起得不到優惠的人的反感。而且優惠待遇貶低了美國少數民族依靠自己努力取得的成績。當前就消除種族歧視問題進行的辯論在很大程度上是因為對消除種族歧視的含義理解不一致。如果消除種族歧視意味著提供平等的機會，我雙手贊成；如果它是指對一部分人給予優惠待遇，或向不再需要幫助的人提供幫助，我則表示反對。我受益于軍隊中的機會平等和消除種族歧視，但我並沒受到優惠待遇。美國軍隊中的公正體現在堅決執行這種原則：個人表現是決定晉升的惟一標準。如果表現一樣而不能一樣地晉升，那制度就有問題了，我國領導人就有責任把它整治好。如果由於長期受歧視使某些美國人難以達到標準，公正的做法只能是對他們採取臨時性的措施，幫助他們趕上去，按平等的條件競爭。從最好的意義上講，消除種族歧視應能促進平等對待，而不是把種族的區別對待顛倒過來。「有利於」某一群體的區別對待，必然意味著「不利於」另一群體。因此一切區別對待都是令人反感的。

　　如果對我的政治哲學進行歸納，我是一個以社會良心為出發點的財政保守派。

　　我找到了自己的哲學，雖然未找到政治皈依。我國的兩個大黨以其目前的狀態而言，都不能使我滿意。誠然，政治是妥協的藝術，但現在我不願意僅僅為了能夠說我屬這個或那個黨而做出妥協。那些極右派似乎妄稱他們在精神和政治問題上都很有天賦，這些人的政治熱情使我憂慮。上帝引導著我們，給我們靈感，但並沒有向我們提供立法議程。對這些人的豪言壯語掩飾下的階級和種族內涵，我感到不安。在另一極端的某些自由主義者，自稱懂得如何給社會提供最好的東西，但很少考慮最後由誰出錢，我對這些人也不感興趣。一些自由主義者一味提倡個人自由、個人權利和福利，卻置整個社會的福利於不顧，我認為這些人顛倒了事情的輕重緩急順序。我對來自任何方面的僵化意識形態都不信任，我發現許多美國人與我有同感。代表明智的美國政治中間派的第三大黨或許會應運而生。

　　我在三位總統手下幹過事，他們是三位很不相同的人，我對每一位都很欽佩，不論他們的工作風格多麼大相徑庭。就個人關係而言，羅納德·裡根是父親般的人物，喬治·布什是兄長，比爾·克林頓雖比我年輕近10歲，但仍與我是同一代人。克林頓和我都受了60年代和越戰幽靈的影響，雖然我們對越戰的做法截然相反。由於我在這些人手下供過職，我有得天獨厚的機會觀察美國這一最高職位的運作。我知道這一職位的要求。我在全國各地發表演講的過程中，不斷有人就我本人的未來提出問題，特別是詢問我是否打算競選總統？在民意測驗中我名次排得很靠前，使我受寵若驚。在周遊全國中聽到不少鼓勵我參加競選的話，也使我非常感動。使我感到榮幸的還有為支持我而興起的基層簽名活動，儘管我與他們沒有任何私人關係。然而，要成為真正成功的政治家，需要一種召喚，而我現在還沒有聽到這種召喚。我認為我可以用別的方式，例如通過慈善團體、教育工作或委任職務等來報效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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