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美國之路(173)_科林·鮑威爾

一七三

　　「我服從我國總統的命令。」他說，眼睛轉向若納桑。

　　「我們向你們保證。」這位老人點了點頭說。

　　文件寫成英文和法文兩種文本，卡特和若納桑兩個人在上面簽了字。強攻海地的計劃在離發動進攻前6個小時被取消了。

　　第二天，在第十八空降軍軍長休·謝爾頓中將的率領下，在海地人民的歡呼聲中，美國軍隊和平地在海地登陸。3周之後，塞德拉斯和他的親密朋友離開了這個國家。10月15日，阿裡斯蒂德總統歡欣鼓舞地重返太子港。

　　我們達成的協議受到不少指責。指責者認為那些「惡棍」脫身得太容易了。我也遭到攻擊：那些人根本無榮譽感可言，我卻偏偏企圖利用他們的榮譽感。我對這些批評並不在意。一旦謝爾頓將軍和他的部隊踏上海地的土地，這個地方就橫豎由我們管理。如何處置軍人集團是無關緊要的事。由於我們的努力，本來可能在戰火中送命的美國青年，當然還有可能更多的是海地青年，現在還活著。對我來說，有這種勝利就足以自慰了。

　　真正的功勞應歸於三位總統：比爾·克林頓、吉米·卡特和埃米爾·若納桑。克林頓敢於承擔政治風險，在最後時刻採取冒險行動，避免了強行入侵；卡特在尋找和平解決危機的方案方面有創造性和堅強的意志；若納桑則非常睿智，為他勢單力薄的將軍停止戰鬥提供了他們所需要的臺階。不過，海地人是否將在尋求民主的道路上獲得勝利，只有時間能做出回答。

　　我退休後還遇到一件有關外交事務的事。那是1994年12月17日，星期六。近午夜時分，我正在書房讀書，突然電話鈴響了。我猜出是誰打來的。那天下午，弗農·喬丹令人意想不到地來我家坐了一會，對我說，克林頓總統想跟我談談關於要我回政府任職的問題。當時華盛頓正盛傳沃倫·克裡斯托弗想要辭去國務卿之職。克裡斯托弗一直孜孜不倦地努力工作，但受到猛烈的批評，因為在他主持國務院工作期間的美國外交政策似乎漫無目標，缺乏連貫性和一致性。喬丹向我證實克裡斯托弗確實想辭職。總統想向我談的任職就是任國務卿問題。我問弗農他能否把這個召喚給回掉。他笑了笑說：「無能為力。」

　　那天晚上我拿起聽筒後，白宮接線員要我稍候，是總統的電話。當總統拿起電話時，我開玩笑說：「我希望你不是要我跟著卡特去執行另一項任務。」這位前總統又要去搞私人外交，這次是去波斯尼亞。克林頓笑出聲來，說不是，然後說他希望我第二天上午到他那兒聊一聊。

　　我上午8點到了白宮外交人員入口處，同忙了一整夜的特工處人員交談了幾句。頭一天有人向白宮盲目射擊，我到達時，特工人員仍在白宮內尋找彈頭。

　　我走進總統寓所，總統出來迎接我，把我領進他的書房。我們坐下來談了一會兒，主要是關於波斯尼亞和海地問題。然後他告訴我沃倫·克裡斯托弗想辭職，問我對這個職位是否感興趣。

　　自從弗農·喬丹到我家去過之後，我一直認真地考慮這一問題。我對總統說，承蒙總統垂問，我感到非常榮幸，但我不得不謝絕。「我離開政府只有一年多一點的時間。」我說。我有一些繁重的工作要做，特別是為我的出版商完成我的自傳。除此之外，我補充說：「阿爾瑪和我打內心裡希望能把脫離公共生活的時間拖長一些。」我們好不容易才得以重溫清靜的私人生活，我們希望有更長一段時間享受家庭生活的樂趣，考慮我們的未來。一年前我用類似的理由回絕了喬丹向我發出的關於同一職位的試探。

　　留在心裡而未說出來的話是，我對現政府處理外交政策的隨機性不敢苟同。我已熟悉他們的風格。我感到，要我納入現政府的運作就必須對現狀做些改變，而這些改變涉及根本性的問題，總統可能難以實行。雖然如此，這是一次鄭重其事的徵召。如果國家面臨直接危機，那是不可能說個「不」字的。而現在不是這種情況。總統現在面臨政府職位有個空缺，而不是面臨緊急狀態。他體諒地接受了我的答覆，接著我們談起了其他問題。不久我就告辭了。此後我們繼續保持密切的聯繫，經常討論國內外政策問題。

　　至於國務卿的職位，沃倫·克裡斯托弗是我知道的盡職盡力的一位公務員，他同意繼續留任。

　　◎結束語

　　從退休的幽靜生活之中，冷眼看我35年戎馬生涯中十分熟悉的這個世界，它的確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過去，這是一個由蘇聯和西方之間的歷史鬥爭所界定的世界，這場鬥爭的法則決定著我們的政治、經濟和軍事關係。那個時期很危險，但相對穩定，我們知道自己應扮演的角色。隨著蘇聯解體和冷戰結束，我們面臨的世界尚未形成新的格局和一套新規則。我們的遏制戰略因蘇聯的不復存在而失去了意義。

　　然而，不論世界與以往如何不同，美國仍是世界的領導。我們仍是西方安全的基礎，新獲得自由的東歐國家也日益指望我們成為它們安全的基石。地球上沒有任何其他國家像美國這樣受到信賴和尊重。這種信賴不僅出於對我國軍事、經濟和政治力量的敬佩，而且是由於我們信奉的民主價值觀念的強大威力。我們贏得冷戰的最後勝利不是靠軍備競賽，而是靠無往而不勝的民主理想，它最終被證明優越於任何與競爭的意識形態。民主、男人和女人的權利、自由市場力量等原則放之四海而皆準。我們看到這些原則正在拉丁美洲、亞洲和非洲部分地區生根開花。

　　在這個新的世界上，經濟力量比軍事力量更為重要。決定新秩序的因素是貿易關係，是信息、資本、技術和貨物的流通，而不是部署在邊境互相對峙的軍隊。企圖通過軍事力量、發展核武器、恐怖主義或專制統治尋求強權的國家無異水中撈月。它們永遠沒有希望與以美國為首的自由世界的軍事經濟力量相抗衡。只要看一看中國的情況，人們就會明白一個國家是如何慢慢地找到自己在世界上的位置的。中國的繁榮和發展是通過中國人民創造力和創業精神以及開放政策取得的。在越南，他們正請進美國企業家醫治經濟災難，我們應當鼓勵和支持他們的這種想法。

　　現在全球各地都在尋求和解，化干戈為玉帛，我對此歡欣鼓舞。由於交戰雙方精疲力竭，通過外交調停，特別是聯合國的調停，曾經是不可調解的衝突現在得到了解決。愛爾蘭共和軍與英國，中東和平進程，南非、安哥拉、莫桑比克、柬埔寨、薩爾瓦多和尼加拉瓜，都是明證。這些國家前面的道路不會是筆直平坦的或不再有暴力，但我相信它們最終將致力於和解。

　　不過，現在並不是一個沒有戰爭和衝突的世界。波斯尼亞和車臣提醒我們，使我們看到派別和民族主義情緒所蘊含的力量。伊斯蘭原教旨主義被誤用於政治目的，具有破壞歐亞大陸下腹部地區之穩定的潛力。核擴散雖然只限於少數幾個缺乏責任感的國家，但仍使地球籠罩著一層陰影。而且當前我們正在看到，無政府主義、部落主義和封建主義在一些國家，如索馬裡、盧旺達、布隆迪和塞拉利昂正在死灰復燃，使社會又陷入一片混亂。每天晚上這些地方的悲慘景象都通過電視送入我們的起居室，我們自然想做一些事情減輕他們的痛苦。經常出現的情況是，我們想助一臂之力的願望與對國家利益的冷靜計算發生衝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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