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美國之路(167)_科林·鮑威爾

一六七

　　那年春天，安排我在陣亡將士紀念日那天在越南戰爭陣亡將士紀念館舉行的儀式上引薦克林頓總統。一些退伍軍人組織指責說，讓一個「逃避兵役的人」在這個紀念館儀式上講話是對刻在牆壁上的58191個名字的褻瀆。其他退伍軍人則認為，比爾·克林頓現在是總司令，他最好出席，哪怕只是為了贏得對他越戰期間行為的寬恕也應出席。我個人認為他應當講話，因為他是總司令。實際上，如果他就任總統後的第一年不在這個紀念會上露面，第二年、第三年還會冒出這個問題。於是我欣然同意引薦總統。

　　過去幾個月中，總統十分活躍地履行了自己的總司令職務。他視察了「羅斯福」號航空母艦，參加了歡迎從索馬裡執勤歸來部隊的儀式。然而，在他的周圍仍都是些年輕的文職官員，他們沒有當過兵，對軍事一竅不通。有一天，我的助理巴裡·麥卡弗裡中將到白宮開會。當他走過西翼時遇到一個年輕的白宮工作人員，便向她打了個招呼：「喂，你好！」她竟翹起鼻子高傲地說：「在這裡我們不搭理當兵的。」麥卡弗裡是三星將軍，現在手臂上還有越戰中留下的傷疤，在「沙漠風暴」行動中他指揮過一個精銳的作戰師。這個年輕女士的話飛快地轉回五角大樓，像自由電子一樣激蕩著那個地方。比爾·克林頓對手下工作人員的失禮行為頗為重視，於是不久人們看到在西雅圖經濟問題最高級會議期間麥卡弗裡與總統在一起散步。

　　我準備在越南戰爭陣亡將士紀念牆儀式上引薦比爾·克林頓的消息一傳出，我立刻遭到抨擊——在那麼多人中偏偏是鮑威爾引薦，他兩次到越南作戰，在那裡失去了自己的好友，而在此期間克林頓在牛津讀書！一位我熟識的、在戰爭中失去丈夫的婦女寫信給我說，我參加紀念會引薦總統是「可恥的，毫無道理的，不可原諒的」。這種批評使我感到不安，但克林頓未服兵役的歷史並不使我不安。他現在是我們的總司令，這是美國人民的意願。作為一名軍人，對他服從是我的天職。但是，我不感到反感並不是完全出於這一點。在裡根—布什時期，我曾同許多死硬派分子——主張對蘇聯、伊朗、伊拉克、尼加拉瓜或巴拿馬強硬的一幫傢伙——共過事，這些人當時都處於服兵役年齡，但多數都設法逃避了在越南戰爭期間服役。我認為比爾·克林頓當時的表現與這些人沒多大差別。緩服兵役和設法逃避戰爭的整個制度從技術方面看或許是合法的，但它因階級而異，是不民主、不公正的。

　　陣亡將士紀念日那天，我先到了喬治敦大學法律中心。我的兒子邁克那天上午畢業，他帶著小傑弗裡憑自己的力量走過講臺領取了法律學位證書。然後忠誠的奧蒂斯驅車快速把我送到白宮。我到橢圓形辦公室與總統相會，離預定動身去越南戰爭陣亡將士紀念館的時間大概只有兩分鐘。前幾個月，比爾·克林頓給了我好幾樣小禮物。今天他送給我一對有歷史奇趣的鴛鴦表。這批表是為紀念東德議會下次會議而設計製造的，可是因為東歐集團崩潰了，這次會議再也沒有舉行。

　　在我們驅車前往會場的途中，總統輕鬆自如，興致很高。他談笑風生，從平底玻璃杯中喝著冰水，同時修改著他的講話稿。但當我們快到有5000多人等在那裡的紀念牆時，我發現他面部的肌肉繃緊了。我們下了汽車，掌聲稀稀拉拉，夾雜著抗議者的噓聲。停車場的警察把抗議者攔在會場的外圍。

　　曾為建設紀念館進行了長期鬥爭的簡·斯克魯格斯擔任司儀。最令我痛苦的是堪薩斯城酋長隊中後衛德裡克·托馬斯的講話，他講到自己如何在沒有父親的情況下長大，因為他的爸爸，一名空軍上尉死于越南戰爭。最後輪到我引薦總統。

　　「每當我來到這裡，」我開始講話說，「用手撫摸著我那久已離開人間而又令我永不忘懷的朋友的名字時，總會感到心靈深處的震顫。我們在這裡是要悼念歷次戰爭中的死難者，但值此時刻我們要特別醫治越南戰爭給我們留下的創傷。」我引用了亞伯拉罕·林肯第二次總統就職演說中的一段話：「對任何人都不懷惡意，對所有人都抱有善心，對上帝使我們認識的正義無限堅定，讓我們以這種心態和信念努力完成我們正從事的工作，治癒國家的創傷，關懷那些浴血奮戰的戰士吧……」作為一名現在仍服現役的越戰老兵，我最後說：「現在我向你們引薦美國武裝部隊總司令比爾·克林頓總統。」

　　總統講話時掌聲壓倒了嘲笑聲。我敢肯定，這是他一生中發表的最困難的講話之一，但是是一次值得稱道的努力。會後我們驅車離去時，我發現他的緊張感消失了。「你偷了我的句子，」他邊說邊笑出聲來。他抽出一張講話提示卡遞給我。上面寫著我引用的林肯的那段話。「不過，你引用更合適，」他說，「如果是我引用，好像有為自己開脫的味道。」

　　我接受邀請，準備於1993年6月10日在哈佛大學畢業

　　典禮上發表演講。我的一位助理說，50年前的這一天恰好是溫斯頓·丘吉爾給哈佛大學畢業生發表演講。想到這一點，我有些自慚形穢的感覺。我決定講丘吉爾的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期和當前冷戰後時期這兩個歷史時代之間發生的巨大變化。不過，我預先得到警告：屆時我會面臨哈佛大學的男女同性戀者組織的抗議活動，他們腦子裡想著其他東西。

　　那天哈佛校園裡2．5萬人的隊伍中，有幾百人升起了氣球，上面寫著「取消對同性戀的禁令」。當我站起演講時，發出了稀稀落落的尖叫聲，但更多的是歡呼聲，特別是前面幾排，那兒坐著回校參加畢業50周年聚會的43屆畢業班校友。他們出席會議使我很感動。他們年輕時曾聽過丘吉爾演講，投筆從戎奔赴前線，打贏了反法西斯戰爭。

　　我頌揚了參加過上次「好戰爭」（即第二次世界大戰——譯者注）的光榮的老戰士。回顧了冷戰結束後發生的巨大變化，然後談到目前的爭議。談到美國軍隊的社會問題時我說：「我們曾被種族主義、吸毒、『尾鉤』①醜聞等社會問題所困擾，我們都找到了解決辦法……我們對軍隊中有爭議的同性戀問題也將找到解決辦法。」在我講話時，臺上台下都有一些人轉過身去表示抗議。但是到最後，男女同性戀隊伍中不斷發出的喊叫聲被陣陣掌聲所淹沒。

　　①尾鉤一詞原出於越戰期間菲律賓蘇比克灣基地附近的庫比岬美軍軍官俱樂部的「尾鉤酒吧」。美國飛行員安裝了一個座椅彈射器，彈出酒吧門口時，座椅裡的人要把一個尾鉤鉤在一根橫拉的鋼絲上，否則他就會跌入水池裡喝水。美軍後來用它來戲弄婦女。於是「尾鉤」就成了美軍性騷擾的代名詞。——譯者注

　　那年夏季，我們開始把在索馬裡的美國軍隊撤回國內，打算只留下約4200人支持聯合國行動。當時，索馬裡人顯然感到緩過勁來，又有勁互相殘殺和殺戮他們設想的任何敵人。6月5日，一名主要部族領袖穆罕默德·法拉赫·艾迪德的追隨者與聯合國部隊發生了槍戰，20多名巴基斯坦士兵被打死。在美國督促下，聯合國通過一項決議，批准追捕殺人兇手。美國高級決策人並未進行認真的討論，便將這項措施付諸實施，這樣就把在索馬裡承擔的義務從「建國」擴大到追捕索馬裡酋長。任聯合國特使的美國退休海軍上將喬恩·豪懸賞2．5萬美元，要艾迪德的腦袋。豪、聯合國部隊司令土耳其中將切維克·比爾和美軍指揮官湯姆·蒙哥馬利少將都要求美國派武裝直升機和AC—130攻擊機進攻索馬裡據點。

　　我支持這一要求，總統也批准了。但是當聯合國司令部進一步要求我們派精銳的「三角洲」反暴部隊去抓獲艾迪德時，我拒絕了，阿斯平和中央總部司令喬·霍爾上將也不同意。在居住擁擠的摩加迪沙搜尋艾迪德如同大海撈針一樣困難。更糟糕的是，我們在使衝突帶上個人鬥爭性質，越來越深地陷入索馬裡古老的部族衝突。我試圖對我們承擔的愈來愈廣的義務進行審議，但沒有成功。與此同時，美國士兵開始有傷亡。8月底，我很不情願地同意了戰場司令官反復提出的請求，向阿斯平建議派遣「別動隊」和「三角洲」特種作戰部隊。後來我對這一建議感到後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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