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美國之路(161)_科林·鮑威爾

一六一

　　我照他說的辦了。4天后，經切尼和國家安全委員會的批准，我的文章出現在《紐約時報》的專欄版上，標題是《將軍們為什麼發怒》（標題不是我的，是《紐約時報》的一位編輯擬定的）。但是我確實闡明了我的意思。我指出，不論什麼時候軍隊只要有明確的目標，如在巴拿馬，菲律賓政變和「沙漠風暴」中那樣，就能獲得成功的結果。如果國家的政策含糊不清或壓根兒不存在，如豬灣、越南，在黎巴嫩建立海軍陸戰隊的「存在」，其結果就是一場災難。在波斯尼亞，我們應付的是一種已有千年歷史的盤根錯節的民族糾紛。基本的決定很簡單，但很棘手。

　　我們捲入這場戰爭還是不捲入？如果政治決定是捲入，我準備做我在「沙漠風暴」中所做的事情，安排各種軍事選擇方案。但是《紐約時報》社論指出，我們可以只是輕輕敲它一下。「在所謂的專家們建議我們需做的事只是進行一次小規模的外科手術式轟炸或有限襲擊時，我當然心情不安，因為在期望的結果達不到時，又會有一群新的專家出來談論來一次小小的升級。歷史對這種不負責任的做法向來沒有善報。」我最後寫道，至於林肯與麥克萊倫的問題，它產生於這樣一個事實：在林肯確定了明確的政治目標後，麥克萊倫不想動用他所掌握的擁有壓倒優勢的部隊。「我們已經吸取了適當的歷史教訓，而有些記者卻沒有。」

　　總統競選進入最後一個月，我覺得喬治·布什亂了陣腳。共和黨的全國代表大會帶有種族色彩，而且將政治與宗教混淆在一起，這使得甚至原來可能支持喬治·布什的中間派美國人都大倒胃口。人們對他的「沙漠風暴」的讚揚像春雪一樣消融了。國家擺脫難以應付的衰退的速度不夠快，而且有人指責總統在玩胡佛的一套做法：經濟嘛，不治自愈。宣傳花招起不了作用，例如讓布什設法顯示平易近人的品質，從戴維營小跑到最近的J·C·彭尼開的商店去買襪子。由競選運動總管弗雷德·馬利克、競選運動主席鮑勃·蒂特和財務主席鮑勃·莫斯巴赫爾組成的三駕馬車，未能使布什重新當選的努力擺脫僵局。勉為其難的吉姆·貝克被從國務院調去創造競選奇跡，但也於事無補。在白宮上下，我意識到了一種情緒，布什這條好船在吃水線以下出了漏洞。11月3日，總統被克林頓州長以百分之四十三對百分之三十七點四的得票比例擊敗，羅斯·佩羅獲得了約百分之十九的選票。

　　我常常吃不准喬治·布什在競選期間身體是否健康。1991年，在重新任命我為主席前，他得了心房纖維性顫動，這是一種由叫做格雷夫斯氏病的甲狀腺失衡引起的心律不齊。後來，他接受藥物治療，有個時期一次服5種藥。總統自己說過，藥品造成「思維過程放慢」。改變劑量後，他說他感到敏捷程度已恢復如初。儘管如此，在競選活動期間，我看到喬治·布什精神疲憊，有時候表情冷漠。他已不再是先前的那個領導人，當時他能夠傾聽其顧問們無拘無束的辯論，從中抓住問題的要害，並且做出說一不二的決定。競選運動擱淺了。心懷不滿的選民不再擔心冷戰或沙漠之戰了，比爾·克林頓和羅斯·佩羅對他們產生了吸引力，而這證明是決定性的。

　　大選後的第二天，我給總統去電話告訴他我對競選結果感到遺憾。但是不管輸贏如何，他為國家和世界做了出色的貢獻。

　　「謝謝，科林，」他說，「但很痛心，痛心極了。」

　　當晚我回到邁爾堡的家後，我向阿爾瑪提到這一談話，她說：「真有趣，巴巴拉·布什剛打來電話，要我們一起去戴維營度週末。」

　　「真想不到這個時候他們還邀請家人以外的人。」我說。

　　「而且他們還要我們把孩子們也帶去。」阿爾瑪說。

　　那個星期五我得去芝加哥發表一次演說，當天下午晚些時候回來時，我飛到了戴維營附近的機場，海軍陸戰隊的一架直升機正等候在那裡。與此同時，阿爾瑪與安妮瑪麗、邁克、簡和我們的孫子傑弗裡也驅車趕到，整個鮑威爾的一大家子，只有琳達缺席。我們抵達時，總統等候在直升機坪旁，坐在高爾夫機動車內，還是老習慣。我全家在一間住房剛安頓下來，總統和夫人就把我們叫去沿戴維營的周邊進行力量型的散步，他和我走在頭裡，布什的愛犬米利和蘭傑狂吠著跟在後面。

　　在散步的過程中，選舉問題像塊千斤重石壓在心頭，沒有提它但無法擺脫。我沒有觸及這個話題，因為總統好像還沒有進行事後分析的情緒。不過，一會兒他說：「你知道，我對比爾·克勞感到失望。我認為我待他不薄，」總統接著說，「我曾提議讓他再幹一任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克勞是我的前任，布什把他心中的看法告訴我，我想原因就在這裡。比爾·克林頓的逃避服兵役和個人作風問題曾對他的競選帶來麻煩，而克勞海軍上將率領另外21位退休的陸海軍將領公開支持克林頓，此事大大減輕了克林頓在逃避兵役和作風問題上所受的壓力。

　　布什總統搖搖頭說：「我絲毫沒有料到他們會選他。」他的語氣裡顯然傳達了他深深的厭惡感。「真莫名其妙。」他向我作了慘淡的一笑說，「但是生活照常進行。」

　　那晚吃完晚飯後，我們全都聚集在總統別墅的起居室內觀看一部好看的電影《令人陶醉的四月》。第二天上午分手時，巴巴拉·布什似乎看出了我眼神中的疑問。她說：「在這種時候我們需要與真正的朋友呆在一起，最親密的朋友。」阿爾瑪和我深受感動。不管是不是總統，不管是不是第一夫人，這兩位傑出的人將是我們的終身摯友。

　　選舉前兩天的11月1日，我到弗農·喬丹家吃晚餐，當時喬丹問我：「你對國務院還是國防部感興趣？沃倫·克裡斯托弗想知道這一點。」他說，考慮到克裡斯托弗是卡特時期的助理國務卿，如果克林頓獲勝當選，預計此人將是克林頓過渡班子的一位負責人。

　　我說：「弗農，我哪個職務都不要。我不想要任何政治任命。」我真正想要的是結束我的任期並於1993年9月退休。此外，選舉如此集中於經濟問題，以至於我弄不清楚新班底在外交政策和防務問題上持何立場。

　　由於與喬丹的談話仍然記憶猶新，因此在選舉後兩周有人給我捎話說當選總統克林頓想見我時，我心中有點忐忑不安。11月19日下午3點，在瓢潑大雨中，我奔進海—亞當斯飯店，它在白宮北面，相隔一個街區。走進當選總統套間時，我受到克林頓競選運動副總管喬治·斯特凡諾普洛斯的迎接。此人看上去像個參加畢業典禮代表中學生致告別辭的學生，衣著貼身而筆挺。「州長略遲一會兒，」斯特凡諾普洛斯說，「但他急於見您。」

　　克林頓隨後趕到，斯特凡諾普洛斯留下我們兩個人單獨會談。當選總統脫去短上衣，請我坐下，自己也在一張安樂椅上坐下。我以前從未見過比爾·克林頓本人，發現他甚至比電視上顯得還要體格魁偉，精神抖擻。他顯得很隨便，沒有因剛取得的成就而盛氣淩人。

　　「自從我看到你在莫裡斯中學講話的錄像帶後，我一直想見見你。」他邊說邊給我倒了杯咖啡。他進而提到了我講話的幾個要點。我對此深為感動。這次講話是我一年半前發表的，當時比爾·克林頓仍是一個小州的州長。正如我即將領教的，此人具有像海綿一樣的吸收能力和記憶能力。他嘴裡叼著一支雪茄，好像總想點燃它，但始終卻沒有點。我們面前的咖啡桌上放著一盤小甜餅，我拿了一塊。他拿了一塊。我又拿了第二塊，最後我們把它幹個精光。

　　他向我問了波斯尼亞問題。他想知道，我們能不能用什麼法子通過空中力量，即某種懲罰程度不太重的手段影響局勢？又來了，始終不為人厭棄的空中解決辦法，帶有一種善良的人道主義怪癖——不要傷害任何人。我說：「不大可能。」但是為了不在我們第一次見面時就說出令人掃興的話，我告訴他，我將讓參謀人員做進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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