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美國之路(157)_科林·鮑威爾

一五七

　　我等他說下去。

　　「你是我們最喜愛的夢中偶像……但同時又是我們最可怕的睡魔。」

　　我繼續聽他說。

　　「你是我們最喜愛的夢中偶像，」德勒姆斯繼續說，「如果我們能將你作為副總統列在候選人名單上。在這之後，我們就能萬無一失。可是你若加入共和黨，上了他們的候選人名單，那你就是最可怕的睡魔。那樣的話，提倡黑人民權小組的成員就不能離家外出了，德勒姆斯只得呆在家中了，你分裂黑人投票者，而且我們失去了一個禱告者。」

　　我說：「羅恩，你在花言巧語地騙我。」德勒姆斯又說了20分鐘。他的主題是，與像傑西·傑克遜那樣的領袖相比，我是一個「摘桃子的人，而不是栽桃樹的人」。德勒姆斯最後問道：「我希望你明白的是這樣一點，你打算成為我們夢中的偶像，還是成為我們的睡魔，抑或打算無所事事？」

　　我說：「承蒙過獎，但我不打算回答你的問題，因為我是個現役軍官。我不想說任何可能引起揣度的話。我的打算是穿著戎裝報效祖國直至退休。」

　　我們握手告別，他顯得頗為滿意。我猜想他獲得了他想帶回給他的黨的信息。鮑威爾將不與我們為伍，但也不跟他們走。

　　＊＊＊

　　那年聖誕節這一天，發生了一件令人意想不到的大事件——蘇聯解體了。沒有戰鬥，沒有戰爭，沒有革命，前蘇聯各加盟共和國的領導人聚會在邊遠的哈薩克斯坦首都阿拉木圖大筆一揮解散了世界上另一個超級大國，蘇聯就此消失了。米哈伊爾·戈爾巴喬夫失去了工作。沒有什麼事情留給他管了。正如他1988年對喬治·舒爾茨和我說的，他將盡力而為，一直幹到有人出來取代他為止。我不認為戈爾巴喬夫曾經想到整個蘇聯帝國將會與他一起被人拋棄。他是個現實主義者，承認交給他的是一個奄奄一息的病人。他原本希望不更換馬克思主義的心臟就復活其軀體。然而他沒有做到這一點。幸運的是，他在臺上的時候，恰好美國有這樣一位總統，願意靠美國的優勢地位拿和平去冒風險，這個人就是羅納德·裡根。這兩個人攜手合作實行大膽的領導，開始結束冷戰。

　　我深信，現在讓國會接受「基本兵力」方案，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重要。兩個超級大國將來不再互相顯示軍事力量之後，「基本兵力」方案將是適用于未來的現實軍事態勢。2月5日，切尼和我前往國會山參加另一次聽證會。這一次是向眾議院預算委員會作證，因為我們試圖讓國會通過該建議，而國會的主要成員認為我們的頭號敵人垮了，因而「基本兵力」方案裁減的幅度還不夠大。正當我們跨進聽證會會議室時，我的法律事務官保羅·凱利上校偷偷提醒我，要為眾議員巴尼·弗蘭克就一個不同主題的提問做好準備。

　　在聽證會的大部分時間裡，提問按預計的軌道前進——後備役和現役部隊搭配的比例合適嗎？我們能從歐洲撤回多少部隊？然後，會議主席准許眾議員弗蘭克發言。這位馬薩諸塞州的議員先轉向切尼說：「部長上次來這裡時說，禁止同性戀者到軍隊中服役的部分原因是出於安全考慮。」弗蘭克然後轉向我問道：「我們在某種程度上處理的是一種多數人反對一個群體的人的偏見嗎？而且這一偏見是告訴男女同性戀者，武裝部隊不想要他們的正當理由嗎？」就這樣，把這個一代人中最棘手的社會問題赤裸裸地推給了五角大樓。

　　我說：「我認為將這部分人吸收進目前的軍隊裡對良好的秩序和紀律是有害的，而且我認為……」

　　弗蘭克打斷我的話說：「如你所知，一段時間來，部長承認軍隊中存在男女同性戀者。因此而發生過任何行為方面的問題嗎？」

　　「沒有，」我回答，「因為事實上他們是處於所謂的隱蔽狀態……如果有的年輕男女異性戀者由於不同的性偏愛而決意不想非常接近，那麼我就得面對這樣的問題：為同性戀者和異性戀者提供不同的住宿地方，然後在同性戀者中又得按性別分別安排？」眾議員弗蘭克那天未再追問。

　　然而，科羅拉多州女眾議員帕特·施羅德隨後給我來信，表示對我的證詞感到不快。施羅德援引一份1942年的政府報告，並聲稱我今天是揀起當時用來反對軍隊中種族一體化的同一論點來反對同性戀者。「要是數十年前，你的推理定會使你進不了食堂。」施羅德說。

　　我在回信中寫道：「我用不著別人提醒非洲裔美國人捍衛祖國的歷史。」但是她的邏輯錯了。我指出：「膚色是一種無危險的非行為特性，性取向也許是人類行為特性中最深刻的特性。將這兩者做比較不難，但論點站不住腳。」

　　將同性戀權利與公民權利運動聯繫起來在非洲裔美國居民中引起了混雜的反應。眾議院提倡黑人民權小組主張取消對武裝部隊中同性戀者的禁令。但是其他非洲裔美國人領袖告訴我，他們痛恨同性戀者盜用——或用其中有的人的話說是劫持——民權運動來達到自己的目的。我聽說黑人神職人員堅決反對取消禁令。戰鬥開始了，在大選之年，我們遇到了一個難辦的問題。

　　這一年，在一種非常不同的背景下，又給我提出了美國種族遺產來歷的問題。在卡特當政年代，我于1978年作為查爾斯·鄧肯的初露頭角的軍事助手首次去非洲，對該大陸的東半部進行了短暫的訪問，當時沒有使我引起很大的感情共鳴。1992年3月8日，我作為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再次去非洲正式訪問塞內加爾、塞拉利昂和尼日利亞。阿爾瑪與我同行。我特別想訪問塞拉利昂——我們訪問的第二個國家，因為我的堂兄弟阿瑟·「索尼」·劉易斯曾任美國駐塞大使，他是一位當過水兵的外交家。我們於3月9日抵達首都弗裡敦。我們在那裡進行了一次小型的家人團聚，因為索尼當時在該國出差。

　　我們經歷了老一套的正式招待會、宴會、祝酒和演說等活動。然後，到了第三天的上午，阿爾瑪和我在美國大使館與喬·奧帕拉有了一面之交。他是美國和平隊的老隊員，現定居在塞拉利昂。奧帕拉擔任我們的嚮導，帶領我們參觀邦斯島。「我是挖掘和恢復你們將在那裡見到的景物的人員之一。」奧帕拉自豪地告訴我們。

　　抵達該島後，他帶領我們一行去到一個倒塌的舊城區。他解釋說：「奴隸在內陸抓到後，被送到邦斯島上，你們看到那裡了嗎？」他指向原本一定是漂亮住房的一片廢墟。「那是奴隸販子和政府官員居住的地方。」奧帕拉領著我們參觀破敗不堪的外屋，一會兒介紹這，一會兒描繪那。「這裡是存奴隸的地方。這裡是給他們餵食的地方。這裡是對他們進行檢查，以確保不讓損壞的次品佔據船上的艙位。」他帶領我們登上一座大型建築物的石階，走到一個陽臺上。我們往下看到磚牆的圍欄。「裝船前，奴隸們被圈在這裡。」奧帕拉解釋說。他描述著怎樣對「貨物」進行裝運，橫越大西洋的航程需要多長時間，以及預計會有多少「損耗」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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