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美國之路(156)_科林·鮑威爾

一五六

　　切尼在核問題上並不是死腦筋。恰恰相反，他表現出了令人欽佩的遠見。1989年11月，柏林牆倒塌後，他命令他的文職分析人員以新的眼光研究單一統一作戰計劃中的核目標。實際上，切尼提出了一個40年來沒有得到滿意回答的問題：多少數量才足夠？他的參謀人員發現事情正在本末倒置。每次一種新的核武器系統研製成功，制定單一統一作戰計劃的人員就另尋新的打擊目標，並且達到了無法自圓其說的程度。一旦發生戰爭，我們將把一枚彈頭對準一座蘇聯橋樑，而市政廳只隔幾個街區之遙。根據當時的計劃，單單烏克蘭首都基輔就有近40件武器對著它。在華沙條約解體和東歐各國成為民主國家後，五角大樓就取消針對東歐的目標問題發生了一場大辯論。切尼和他的文職分析人員徹底改變了長達40年的根深蒂固的官僚主義想法，並在合理的基礎上重新確定核打擊目標。現在，美國和俄羅斯已經達成協議，不再用核武器瞄準對方了。

　　海灣戰爭後數月，即9月5日，在國家安全班子的一次會議上，布什總統敦促我們就軍備控制問題提出更新的思想。到這時，海灣戰爭勝利之花已部分凋謝。我們又回到超級大國的角逐場所，在蘇聯發生未遂政變後，這裡的形勢發生了急劇的變化。「我想看到在核裁軍問題上的一些新的主意，」總統說，「我不要高談闊論。我要實實在在的建議。」

　　不幾天，我們就制定了一份建議，它遠遠超出了我曾敦促的取消火炮發射的核武器的範圍。建議的範圍無所不包。取消短程核武器，像陸軍的「長矛」導彈。停飛戰略空軍司令部的已經值班32年之久的轟炸機，並卸下其核武器。除了三叉戟核潛艇上的戰略導彈外，從所有艦艇上都卸下核武器。拆除多彈頭洲際彈道導彈，僅保留單彈頭洲際彈道導彈。大膽地關閉盡可能多的「民兵」導彈發射井。這一次對急劇變化的世界作出反應的四軍種參謀長署了名，保羅·沃爾福威茨和他的強硬派分子也署了名。切尼準備順著變化的風向而動。沒出三個星期，布什總統于9月27日向全世界宣佈了這些單方面裁減核武器的建議。

　　在我擔任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時，我國武裝部隊擁有2．3萬枚作戰核武器。在我們自己提出的倡議與裁減戰略武器會談條約之間，我們應在2003年前減少到8000枚彈頭，即減少百分之六十五以上。

　　雖然布什總統任命我擔任第二屆兩年任期的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我仍需要參議院的確認。參議院軍事委員會主席參議員薩姆·納恩——他支持制裁並反對戰爭——設法確保我得不到例行的重新確認。聽證會持續了兩天，在會上，納恩批評我與鮑勃·伍德沃德的討論，就如伍德沃德書中報道的那樣。我不否認同伍德沃德談過。政府中有許多人也同他談過。會談不是什麼秘密：切尼和我也經常談起這些會談。納恩還試圖證實，對於延長制裁政策，我同他持有一樣的觀點。

　　我提醒他，我們實行制裁幾近6個月，而它未能打動薩達姆·侯賽因（在隨後的4年中也沒有）。是否實行更長時間的制裁是一個政治決定。布什總統做出了該項決定。在決定發動戰爭時，我的任務是確保我們做好準備。而且我們做到了這一點。納恩將聽證會一直拖到9月30日，即我任期的最後一天。我向他指出，到午夜時，我國的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將是代理主席，因為從法律上講，我將讓出這個職務。於是，他迅即將我的重新任命付諸表決。我得到參議院的一致確認。

　　海灣戰爭後，《時代》雜誌專欄作家休·賽迪寫道：「歷史上從未有過一位美國總統像喬治·布什這些天來那樣以非凡的氣度駕馭著這個風雲變幻的世界。歷史學家仍絞盡腦汁……搜索著可與之相比的事例。他們一無所獲。」即使現在，即7個月以後，對總統的支持率仍達到穩健可靠的百分之六十六。在我得到重新確認後，看來在喬治·布什的第二個總統任期內，我還將擔任相當長時間的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

　　◎第二十章　換帥

　　「沙漠風暴」過後數月的一天，我的心情突然又拉回到昔日在越南稻田中的時光。1991年秋天，我再次見到武公孝上尉。他於1989年12月給我寫了封信，事隔27年，我第一次聽到武公孝的音信。武公孝在信中祝賀我榮升主席職務，並向我通報了這些年來他的生活狀況。他寫道：「在你榮任如此顯赫的職務之際，我卻處境艱難。」武公孝在共產黨再教育營地內呆了13年。美國駐曼大使館已批准他偕同妻子移居美國。但是他的已婚子女和孫輩共7人卻未獲批准，他請我幫忙。

　　我前去找足智多謀的裡奇·阿米蒂奇，他對華盛頓官場和越南事務很熟悉，有辦法安排武公孝家庭的其他成員前來美國。

　　大約一年半後，1991年10月，我應邀去明尼阿波利斯在一項名為「明尼蘇達會議」活動中發表講話。我走進舉行活動的飯店大廳時，有一個小個子站在那裡，身披一件不合身的大衣，神色若有所失。我一眼就認出是武公孝。他等在那兒，靦腆地對我微笑。我們兩個人熱淚盈眶，緊緊地擁抱在一起。他感謝我幫忙，並告訴我他已在明尼蘇達州為他的家庭找到一個美國保人的經過。我邀請武公孝參加我的演講會，並安排他坐在講臺前面的一張桌子旁。我講話一開始就說：「我在這裡遇到了一位老朋友，一個有近30年未見面的朋友。希望大家歡迎他，他是你們的新鄰居，一個新美國人，武公孝。」武公孝站起來感謝暴風雨般的掌聲，這種命運使他顯然有些迷惑不解，他在美國的心臟地帶有了一個新的家，一個離他故鄉如此遙遠又如此不同的家，但他終於獲得了自由。

　　在我被重新確認為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的當日，海地歷史上第一位民主選舉的總統瓊—伯特蘭·阿裡斯蒂德神父在執政後不到8個月被一個軍人集團推翻。隨著阿裡斯蒂德的倒臺，海地人登上任何能漂浮的東西爭先恐後地逃往美國。10月29日，布什總統禁止美國與海地的一切商業往來以懲罰軍事獨裁政權，這使得海地人出逃的心情更加迫不及待。美軍領受了一項不受歡迎的任務，負責將出逃的海地人滯留在被我們佔領的一塊古巴領土關塔那摩灣，讓移民歸化局在那裡鑒定，他們是否可以政治難民身份合法進入美國。

　　到12月，五角大樓被要求拿出使阿裡斯蒂德重新掌權的軍事選擇方案。我對切尼的建議是慢慢來。我說：「我們可以動用一兩個海軍陸戰連在一個下午就拿下這塊地方，但是問題是如何脫身。」1915年美國曾出兵干涉海地，理由和我現在聽到的差不多，都是為了結束恐怖，恢復穩定，促進民主和保護美國利益。那次佔領持續了19年之久。切尼無需聽我的論點。我倆誰都瞭解海地人熱切盼望逃離如此貧窮和政治上如此受壓抑的國家的原因。但是這些情況並不能說明美國的入侵是正當的。

　　負責關塔那摩難民事務的大西洋總部司令巴德·伊德尼海軍上將想將這項工作命名為「安全港行動」，但是我反對。因為這個名字好像舉起一塊招牌，歡迎海地人前來。然後又把他們關在一個越來越像集中營的地方。我希望起一個聽起來中性的不會引起幻想的名字。我們決定採用海軍使用的關塔那摩的縮寫；於是將「安全港」改成了「關塔那摩行動」。

　　儘管如此，海地人繼續從海上出逃。

　　也是這年的12月，我接到加利福尼亞州眾議員羅恩·德勒姆斯的一個電話。他想在五角大樓見我。德勒姆斯是黑人，他代表奧克蘭地區的一個白人中產階級居多的選區。他講起話來依據聽眾的不同一會兒像美國人爭取民主行動組織的自由派，一會兒又像他先前當過的海軍陸戰隊成員。在國會中我們常發生摩擦，但是在國會外關係相當融洽。不過，他以前從未要求單獨見我。

　　他來後，我們坐在一張小圓桌旁，在一對一見面時，我喜歡用這張桌子。「我一直在同高層人士——民主黨的資深成員交談，」德勒姆斯開始說，「而且你知道你是什麼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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