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美國之路(155)_科林·鮑威爾

一五五

　　海軍節那天，我們在符拉迪沃斯托克港觀看閃閃發亮的各類艦艇進行模擬海上戰鬥。這次演習同我們看到的每一件事情一樣，都有薄薄一層氣度非凡的虛假外表。在外表的後面，破敗的景象一目了然。我被允許參觀精銳的傘兵部隊，但是我要看看從東歐撤回的蘇軍的生活情況的請求卻被拒絕了。食堂裡張貼著花哨的照片，共有7組搭配均衡的食品，它們與從公用大桶中盛給紅軍兵士的大鍋菜極不相稱。在為我們表演的閃閃發光的戰艦後面，我們看到了碼頭上到處都是鏽跡斑斑的艦船。與我同行的海軍作戰部副部長傑裡·約翰遜海軍上將以專家的眼光審視符拉迪沃斯托克港後說：「這是一支該退役的艦隊。」我此行中遇到了米哈伊爾·戈爾巴喬夫，他已不再是出席早幾次首腦會議的極有自信心的人了。在這個動盪不安的國家中，他所經受的連續不斷的打擊好像已把他打翻在地了。

　　在這次旅行中，我試圖會見普通的俄國人並同他們交談，但莫伊謝耶夫不斷把我引向裝甲運兵車。我們于星期五飛到符拉迪沃斯托克，在我們驅車進城的過程中，我發現大批人向相反的方向行進。然後，到了星期日夜裡，當我們乘車回機場時，情況正好相反。我向司機打聽。「人們分到了自留地，可能有500至600平方米，」他說，「所以一到週末，他們就去鄉間照料菜地。他們在國營商店中買不到像樣的東西。菜園子給他們增加一點吃的，可能還有點收入。他們像螞蟻一樣工作。你應當看看他們生產的東西。」個人小塊自留地生產的東西按相應的比例計算要比集體農莊生產得多。

　　7月28日，我們準備從符拉迪沃斯托克飛回國內，當時在將遠東軍區的一件禮品裝進我們的707飛機時遇到了麻煩。他們送給我一個碩大的麋鹿頭，留著角，安裝在一個沉重的木質底座上。裝箱後，麋鹿頭需要4個壯實的俄國兵才能搬上飛機。

　　莫伊謝耶夫和加拉前來送行，我們4人的周圍佈滿了一層被閃光燈吸引而來的西伯利亞蚊子。我緊緊擁抱莫伊謝耶夫說：「米沙，保重自己。」我這是一片真情。我對這個誠實的軍人產生了好感，而且我為他擔心。我看到一個棲息在一座行將倒塌的建築物上的人。他眼中瞬息即逝的傷心神色告訴我他理解我。我們大家擁抱告別後，阿爾瑪和我登上歸途的飛機。

　　至於麋鹿的頭，當我們在邁爾堡6號住宅內展示時，把我的兩歲孫子嚇得半死。我最後設法將此野獸的頭轉移到離它出生之地稍近的地方，至少是象徵性地靠近些。我把它送給了我的朋友特德·斯蒂文斯——阿拉斯加州的資深參議員，懸掛在他的辦公室內。

　　8月19日午夜過後20分鐘左右，我剛睡著，就接到全國軍事指揮中心值班軍官打來的電話。有人正發動政變想推翻戈爾巴喬夫政權。布什總統在緬因州肯納班克港的避暑地。副總統奎爾在亞利桑那州。切尼在加拿大釣魚。吉姆·貝克在懷俄明州釣魚。我「一個人在家」。我給切尼的副部長唐納德·阿特伍德打去電話，迅即把情況告訴他。我按了常按的按鈕，發現蘇聯常規武裝力量的警戒狀態沒有變化。蘇聯人有一個系統叫「加蓋夫」，使用一個公文包大小的裝置，一旦發生核危機，一小批領導人可以用來互相通信聯絡。我們能夠監測這個系統，並且瞭解到蘇聯的核態勢也無變化。

　　布什總統很快回到華盛頓，擺出一副等著瞧的姿態。那天我得去沃爾特裡德陸軍醫療中心按預約進行年度體格檢查和緊張程度測試。當時感到有點緊張吃力。政變後的那天，總統舉行了一次記者招待會，然後把「八人幫」召集到寓所。

　　總統問我：「你對這件事怎麼看，科林？」

　　我說：「你注意到坦克怎麼開進莫斯科的嗎？它們走在道路的中間，沒有特定的前進方向。人們揮著手，把鮮花獻給坦克手們，同他們交談。」我指出，沒有坦克封鎖克里姆林宮或俄國議會，沒有部隊接管中央電話交換局，而這些都是政變期間的標準的操作程序。「所有這一切說明，總統先生，」我繼續說，「政變的密謀者不掌握軍隊。軍方不支持這次政變。」我還記得在電視上見到5位愁眉苦臉的政變領導人，他們很快就消失了。我覺得他們有點像吉米·佈雷斯林書中描述的情況：這是些「成事不足，敗事有餘」的人。我懷疑這些笨手笨腳的人能否打翻捕狗員①並接管狗欄。

　　①捕狗員，俚語，指美國政府部門中最低級的官員——譯者注

　　沒過3天政變就垮臺了，戈爾巴喬夫恢復了權力。未遂政變標誌著蘇聯共產主義的結束，標誌著戈爾巴喬夫末日的到來和鮑裡斯·葉利欽的崛起。未遂政變策劃者之一季米特裡·亞佐夫由我的朋友米哈伊爾·莫伊謝耶夫接替，任國防部長。我曾相識的列格勒的老戰士阿赫羅梅耶夫元帥在政變後不久自殺。莫伊謝耶夫在新的工作崗位上只呆了一天。他顯然沒有快速採取行動保衛政府，未能中葉利欽的意。於是莫伊謝耶夫很快也銷聲匿跡了。

　　他的失蹤令我不安。也許這是一個不同的俄羅斯；但我仍無把握說處理失勢者的老方法發生了多大的變化。我試圖通過在華盛頓的俄國人和前往莫斯科的人找到莫伊謝耶夫的下落。我一無所獲。4個月後，我終於接到莫伊謝耶夫的一封信，說他和加拉活著，身體健康。他後來成了高技術通信顧問，一個事業有成的資本家。據我最後一次聽到的消息，莫伊謝耶夫發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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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數月前，在我們一次出差海灣地區後回國途中，我坐在迪克·切尼的旁邊，重新提起了我喜愛的一個話題。我曾下令聯合參謀部就戰術核武器的用途進行研究。聯合參謀部的建議是放棄由火炮發射的小型核武器，因為它們容易引起麻煩，需要很多錢才能使它現代化，而且在當今常規武器精度很高的情況下用處不大。我將研究報告發給四軍種參謀長，因為它的結論影響諸軍種聯合軍事原則。卡爾·沃諾——我的老夥伴、老知己和擁護者——在許多問題上支持我，但卡爾還有更深的忠心。

　　核武器事關炮兵的聲望地位。我是在要求他的兵種自我放棄一部分。卡爾這位美國陸軍的資深炮兵不打算主持拆除其核武器的工作，他想將其他軍兵種首腦聯合起來反對該建議。報告送到五角大樓負責政策事務的部門——裡根時代強硬派的避難所——他們從保羅·沃爾福威茨直至下面，全盤否決了它。不過，這是我在飛機上拿出來並交給切尼的建議，那是一份切尼的特別助理戴維·阿丁頓在上面寫滿了批評語句的文件。切尼發出哼聲，但他開始看了。

　　「我知道你看到那幾位參謀長合起來以4票對1票反對我，」我說，「所以否決我易如反掌。但是不要擔心，我明年再提，因為我在這一點上是對的。」

　　迪克看著我，感到茫然。「我的文職顧問沒有一個支持你。」他說。

　　我取笑說：「那是因為他們都是像您一樣的右翼死硬分子。」切尼笑了，並繼續看下去。我們回到華盛頓後，他拒絕了我的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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