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美國之路(154)_科林·鮑威爾

一五四

　　在白人占多數的大學校園中，在我們的內地城市中，在社會相互影響的幾乎每一個領域，我們看到正在出現不健康的重新隔離的現象，有時候是自己實施的，有時候是經濟條件造成的。在幻想破滅的黑人自行離去時，他們撤回對美國的承諾。他們然後也允許白人離去，並且說：「如果這是他們希望的情況，就這樣算了。」即使具有正當的理由，出於好意重新劃分選區以增加黑人在國會中議員人數的做法也會使非白人議員擺脫掉照顧黑人選民問題的責任。黑人議程已交給國會的提倡黑人民權小組。非洲裔美國人擔心，存在著再次坐到公共汽車後座上的危險，他們的擔心是不無根據的。我國是一個機會和嚴重社會弊病並存的國家；而且我們大家都相處在其中。種族的重新隔離只能導致社會解體。重溫馬丁·路德·金的舊夢要好得多：建立一個白人和黑人在兄弟之桌的旁邊並肩而坐的國家。

　　我生活和崛起在一個白人占統治地位的社會中和白人占主導地位的專業中，但所依靠的不是否認我的種族，不是把它視為阻止我的鎖鏈或需要逾越的障礙。別人可能利用我的種族反對我，但我決不用它來跟自己過不去。我的黑色是自豪、力量和鼓舞的源泉，就如我是一個美國人一樣。我開始立業時就相信這樣一個美國，在這裡，只要機會均等，任何人都能通過苦幹和信仰獲得成功。我仍然相信這個美國。

　　5月2日早上，我去廚房喝咖啡，順便瀏覽了一下桌上的《華盛頓郵報》。

　　我居然上了頭版。鮑勃·伍德沃德的書《統帥們》幾天後將出版發行，《郵報》登載了一則關於該書的報道。這篇文章是本書日後一連串宣傳造勢活動的頭一炮。5月5日，《郵報》的《書籍世界》將《統帥們》作為其主要的書評對象。5月13日，《郵報》所擁有的《新聞週刊》雜誌刊出來的封面報道有我的照片，通欄大字標題是《違心的戰爭鼓吹者：通往戰爭道路上的疑慮和分歧》。《郵報》可真是肥水不流外人田。

　　我一下子成了伍德沃德所談五角大樓和白宮生活軼事中的主角。我對他描寫我的總體情況沒有異議。但是傳播媒體排炮式攻擊的重點在該書的幾頁上，這幾頁暗示我在海灣戰爭問題上私下裡反對總統，這是一種宣傳策略，旨在通過引發爭議而使伍德沃德的書成為暢銷書。違心的戰爭鼓吹者這一主題使得本來反對戰爭的國會議員和其他反對派可以說：

　　「看，鮑威爾真的在我們這邊。」

　　在我受到傳播媒體和華盛頓小道消息的攻擊時，除了幾個摯友的電話外，我的電話機出奇地寂靜無聲。我的上司迪克·切尼對我一聲不吭。我忽而尋思，看到我受人教訓，切尼也許很高興。我本性善良的一面在說：迪克就是這樣一種人。你自作自受，自己想法脫身吧。

　　在這一報道刊出的當天上午，白宮接線員在電話中說，總統要和我通話，我心神不定地等著。總統來電話說：「科林，別理這種無稽之談。不用煩惱，犯不著跟他們生氣。」

　　「謝謝，總統先生。」我說。

　　「巴巴拉向你問好。再見。」電話掛斷了。

　　那天下午，不管是在討論關於農業政策問題的會議上還是其他場合，都有記者追著總統詢問關於我的問題的更多情況，問的都是伍德沃德的書中寫的。總統說：「誰也別想在鮑威爾和我之間製造矛盾，我不管他們出了什麼書，提到多少匿名的消息來源，我也不在乎他們沒有耳聞目睹，就道聽途說……」

　　我決不會忘記在我最需要朋友之時，美國總統的這一片赤誠之心。

　　5月22日，切尼把我叫到他辦公室說：「你將被繼續任命為主席。」我有點莫名其妙，因為我的任期要到9月30日才到，還差4個多月呢。我對迪克表示了感謝。他說：「這是總統的主意，他想早點重新委任你擔任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

　　「他用不著背我的包袱，」我說，「他還有許多時間，可以好好考慮這件事。」

　　切尼說：「你不瞭解，關於你在政府中的地位目前有不少猜測，總統想借此消除這樣的議論。」

　　「他想什麼時候宣佈？」我問。

　　「明天。」

　　第二天，我來到玫瑰園，喬治·布什指著我對記者和前來的官員們說：「我現在採取這一步驟是為了表明我對他能力的巨大信任和我對他的極大尊重。」

　　總統說完後，我接著發表了簡短講話。美國廣播公司的布賴特·休姆向我提了一個問題：「將軍，最近關於海灣戰爭的報道提到你至少對使用武力的選擇方案……存有一些嚴重的憂慮，請你就此談談看法好嗎？」

　　我剛要開始回答，總統機敏地把我推到一邊說：「我只想鄭重其事地指出，他說了他的想法；他是公開說出來的。」他回憶起那一天，當時我提出了要薩達姆接受戈爾巴喬夫和平建議的截止日期，於是說：「我認為，當時所有的選擇方案都想盡了……在沙漠中劃一條底線的功勞應當歸於科林·鮑威爾，而不是別人。」總統指向白宮的第二層說：「就在那間辦公室內。」這方面的提問就此終止，關於《統帥們》一書的爭論也暫時沉寂了下來。喬治·布什在我需要扶一把時把我扶了起來，撣掉我身上的灰塵，並護著我。他就是這樣一種人。

　　對我來說，戰爭在2月28日並未結束，我們仍面臨著撤回國的一系列的後勤問題，要把數十萬軍隊和大批的裝備運回國內，這與運來時一樣不容易，我們還得落實「給予安慰」行動，而且還要等爭議平息下來。6月初，阿爾瑪和我最終設法躲到馬裡蘭州的東海岸，在我們的密友格蘭特·格林和金格單·格林夫婦的家中度幾天假。我發現格林在小溪旁的兩棵樹之間架起了一張吊床。我爬上吊床，感到徹骨的疲勞在近一年中終於第一次開始迸發出來。我睡得像死人一般。

　　戰爭終於結束了。

　　7月22日，我飛往蘇聯，與我的蘇聯對手米哈伊爾·莫伊謝耶夫舉行另一輪建立信任會晤。阿爾瑪與我同行。當我們與莫伊謝耶夫和他的妻子加拉重聚時，好像是一個好家庭重新團聚一樣。歇腳不久，我就被拉去觀看紅軍表演性的演習。傘兵的跳傘動作設計得活像跳空中芭蕾；他們讓我參觀食堂，嚮導力圖讓我相信，蘇軍的軍需主官就是埃斯科菲耶①；他們還讓我參觀戰鬥機、T—80式坦克和AK—47式步槍，直到我累得快要叫起來。蘇聯國防部長季米特裡·亞佐夫送我一件禮物——手槍。如果我把蘇聯人這幾年送我的蘇制武器都佩帶在身上，絕對像全國步槍射擊運動協會宣傳畫中的人物。

　　①埃斯科菲耶（1846—1935），法國烹飪大師，有「廚師之王和王者之廚」之稱。——譯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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